一天晚上，有陌生人加我MSN，对着我这个英语弱智大讲English，我只能应和说“OK”和“YES”。另外，因为我是一个被动主义者，所以在不明对方身份的时候没有说“NO”。

眼睁睁看着发来的一坨坨字母，我使劲辨认着它们的含义。几个回合下来，我大致清楚这位陌生人的意图：她是在用英文拉皮条。

拉皮条已司空见过，我的住处周边尽是皮条客，夜幕降临时她们准时出现在行人如潮的路边，时而吹口哨，时而像母鸡一样打嗝。有段时间我时常凌晨三两点回家，还看到她们从三楼通明的房间里走出来，诱引疲惫不堪油光满面的我。

一连数晚，每每经过那条阴暗的小道，我就像村姑经过玉米地那样兴奋和惶恐：情感纬度渴望有人突然跳出一起开发干裂的黄土地，理智经度则要求必须平淡如水不能泛起涟漪。短短几秒钟，周伯通式的左右互搏在我的大脑皮层上演，一会儿右脑的生理干掉左脑的心理，一会儿左脑的理智压倒右脑的感性，当左脑快要招架不住时，怀里的闹钟就会滴滴作响，把我从乌溜溜的长发边缘拉回到黑漆漆的长夜深处。

后来，我才明白一个道理：践行被动主义的我对皮条客还是有一定抵抗力和承受力的，倒不是不感兴趣，而是我深知当下中国不守规则的皮条客太多，事后坐地加价的交易司空见惯，把事先谈妥的价格彻底否定，制造一个又一个冤大头。

当然，皮条客的招数也不新鲜，大都是老太太哄小孩或中国教育骗学生的原始套路：你打开门，咱们不打针了，门一开，小孩的屁股就有了针眼；又或者，你告诉老师刚才谁说话了，老师向你保证不罚他们，名字已经说出，老师的脸上瞬间由温和转为暴怒。

老太太和老师的思路都比较固定，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皮条客们在市场经济中掌握、变换的招数究其根本还是绵延数代的单传。可见，不论皮条客还是老师，他们的知识水平与老太太相仿，了无新意。

在任何一座城市，都能够看到皮条客混杂在老太太和老师中间，用为城市拆迁、改造、规划、修复做概念吸引客商、拉拢投资，一脸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苦大仇深状。他们先是深情款款抛出橄榄枝邀对方前来，给予优惠政策、丰厚土地、批发价格，待邀请而来的开发商根据签署的框架协议在小范围土地上盖起万丈高楼后，那些拥有土地出让权的皮条客就以重新招拍挂相要挟坐地起价。

皮条客已料定开发商就算是逃也无处可逃，就算是闹也无处可闹。

孤岛中的开发商不忍心放下业已成熟的一期住宅、不忍心放弃已然畅通的配套公路和管道、不忍心放手自掏腰包搭建起来的经济适用房……退亦忧，进亦忧。所以，尽管开发商一时间还不能坦然接受皮条客无理抬高的加码，最终却还是要掏钱为皮条客的高潮埋单。

就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和他的《阿凡达》的时候，另一位卡梅隆可能在四个月后抢夺全世界的眼球，他就是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他领导的保守党目前在民意调查上一路领先，很可能在数月后的英国大选扳倒工党的布朗，登上英国首相宝座。

不过在目前，国内的读者对大卫•卡梅隆还知之甚少。他究竟有什么杀手锏，来掀翻工党13年来三任内阁的连续统治？他又是如何的身世背景？他上台之后，英国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卡梅隆其实是“保守党的布莱尔”。1997年，当44岁的布莱尔当选首相，终结保守党23年的垄断之时，人们为他的年少气盛欢呼。遭受重挫的保守党卧薪尝胆，经过一番人事更迭，居然在2005年，把时年只有38岁的卡梅隆送上党魁之位。因为党内实权派想要摆脱保守党老气横秋的形象，吸引年轻选民。如果卡梅隆今年当选首相，他比布莱尔当选时还将年轻半岁。而且将是自1812年起，近200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

这将是英国政坛历史上少见的一幕：大选角力的双方，原本惯于老成持旧的保守党党魁，是一位血气方刚的中青年，生于1966年的卡梅隆，而原本惯于左派激进的工党党魁，是一位年近花甲的长者，生于1951年的戈登•布朗。

卡梅隆家世背景深厚，家族来自苏格兰，有维多利亚女王皇室姻亲渊源，曾祖父曾当过汇丰银行的伦敦分行行长，父亲是一位股票经纪人。少年时他便被家庭送到著名的伊顿公学读书，但他也颇为叛逆，17岁高中毕业前因为吸食大麻被学校处罚。幸好他迅速悔改，经过几年苦读考进了牛津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入学之前，他还曾经到香港的怡和集团做过三个月的实习。

在牛津的日子，他是一个好学生，也是学院网球队队长，还参加了不少花天酒地的俱乐部。当年和他一起混的同学，便有今天的伦敦市长Boris Johonson，这个金黄色头发的少壮派在2008年5月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伦敦多年的老市长，工党的利文斯通，当选为新任市长，并在北京奥运会上，从北京市长郭金龙中接过奥运会旗，代表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挥旗示意，只是由于他当时衣着随便，没打领带，没扣西装扣子，被中国网民斥为“不礼貌”。这位伦敦市长的另一个特点是爱骑自行车上班，充分显示其环保和廉洁，殊不知卡梅隆也是同道中人，他自当选保守党领袖之后也骑自行车上班，可惜到今天被偷过两辆！

他们俩代表了在保守党内崛起的牛津少壮派。卡梅隆竞选的副手，影子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也是牛津校友，还比他年轻5岁。

卡梅隆毕业后，在保守党的研究部门工作，颇为辛苦，每天都要4点45分起床。他坚持5年后，于1994年跳槽到卡尔顿媒体传播公司担任公关总监达7年之久。但他同时也试图向政界发展，1997年，他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以失败告终。2001年，他换了一个选区，回到他亲切的牛津以求卷土重来，这一次，他辞掉了公关总监的职务，全力以赴，终于让自己在35岁时拿到了走进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的门票，成为一名MP（Member of Parliament, 议员）。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选MP之后，他在保守党内会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在2003年11月，他成了当时保守党领袖Michael Howard的助手。两年后，当Howard大选失败而辞职时，卡梅隆成了新领袖的热门人选。连续三届大选败北的保守党决心打新人牌，卡梅隆生逢其时，顺利上位。

随着大选日益临近（大选的具体投票日期未定，但最迟应在今年6月5日前完成），卡梅隆在民意测验中一直保持着对布朗明显的优势地位，几家主要的民调机构数据显示双方差距保持在10%-20%之间。卡梅隆甚至不惜以“奶爸”形象吸引选票。他的大儿子Ivan，患有脑瘫和大田原综合症（癫痫性脑病），去年2月，仅7岁便早夭。他目前有一子一女，分别4岁和6岁，儿子出生的时候，他还休了父亲产假。而女儿到了上学年龄，他送她去公立学校，而不是像自己当年的贵族公学。这位阿斯顿维拉队的球迷，会否在今年夏天为世人熟知？还是将如流星一般划过威斯敏斯特的夜空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在广州和北京之间往返，一年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在北京度过的。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那个地方就有了家的味道。对于经常奔波于旅途的人而言，家或许只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停留、栖息的地方。如果一年中有310天出差，每个人对家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

家是什么呢？

父母所在的地方？爱人所在的地方？工作的地方？让你停留最久的地方？或许，拥有最浓烈回忆的地方？

也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原来自己不喜欢的地方都会逐渐接受，变得喜欢。我承认，北京，在以前，是我不那么喜欢的一个城市。

–天安门降旗–

–巷子里剃头的老爷爷–

北京给人的感觉很大，加上拥堵的交通和龟速的汽车，无形中放大了这种感觉，让人分不清方向，虽然无数人和我说北京的方向最好认了，但我还是完全摸不着东西南北；皇城威严，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新的和老的权利的象征，意味着统治和秩序，使我这个南方来的蛮子觉得压抑而浑身不自在；即使是商场，西单、双安、王府井，不知道为什么非得搞个琉璃瓦的屋檐的顶，这个疑问从95年第一次到北京开始长期困扰着我。。。这是我北京在我脑海总最初建立印象。

要从Taxi认识一个城市是不可能的，我对北京的疏离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此。随着公司的搬迁，从宾馆到公司甚至可以选择走路的方式，只有步行，进入那些胡同、巷子，才能发现城市不为人知的一面。

1、过马路，一和蔼老太太问我：能和你一起过吗？！微微一想，嗯，好的！
2、早晨上班路过公司后面胡同，路边卖水果的小摊老板还睡着车里，打着呼噜，老板娘在把水果摆出来，大冷天的，呼噜都冒着热气呢！
3、在宾馆附近的川菜馆吃早餐，经常碰见隔壁修理单车配钥匙的老板，相互道声好，打个招呼，很亲切。

4、马路上，经常看到一位老头替别人理发，每人2元。

。。。。。。

或许，这就是北京让我逐渐有家的感觉的原因吧！

临出国前，大家都劝我别带太多行李，现在的世界是个地球村。倒是秋裤得多备几条，外国人不兴这玩意。
到了瑞典，除了有点困，也没有太多震惊体验，雪厚、人少、车慢、物价高，过气中国歌星韦唯的肖像还赫然出现在阿兰达机场，是瑞典宣传画中的一员。外国的世界似乎很好想象，甚至习以为常，今日至此，只不过是眼见为实。
开始做饭，知道怎么打蛋怎么炒肉怎么卤鸡腿，不想做饭时也会煎两个鸡蛋犒劳自己；开始每周预约洗衣时间，准时洗准时烘干然后叠进塞不满的衣柜，不再等 衣服堆积如山再送去洗衣房；开始频繁地逛超市，仔细研究货品的价格，知道哪家的肉最便宜知道尖椒要去哪家买，每天都会盘算厨房里还缺啥。
换个环境，换个活法，有了自己的房子和食物，人生第一次开始为柴米油盐做主。
而国境线所不能改变的，是日常生活，是怎么用最少的钱过更体面的日子，在瑞典也一样。

瑞典的景致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来自中国的消息却让我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身处异乡。
出国之后，不再依赖手机和网络，却惊奇地发现国内的朋友状况不断：诸多好友博客文章被锁，两位豆瓣账号被警告，一位校内账号被封，大家最爱的短信也不能发个痛快。我先前真没想到，自己会错过这些魔幻奇闻，置身事外，甚至有了自由世界的特权。
我对“自由”一词向来谨慎，这个被高度政治化、标签化的语词似乎有些不堪重负，太多你死我活的迟钝与非此即彼的锋利附着其上，让人忘记了最浅白的直 译。你可以用短信给喜欢的人发甜蜜的段子，你可以用豆瓣向志同道合的朋友推荐击中我的书籍影音，你可以用校内书写文字让好久不见的故交了解我的所思所想， 你还可以有博客，在那里藏着别人平日里很难见到的灵魂。
所谓“自由”，就是“你可以”。而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可以有选择，可以有替代，可以有少数人的坚持，可以有狗屁不通的例外。
当我在一个被众人憧憬的北欧国度，我可以克制游客般的浪漫想象，我也可以警惕“红杏出墙”的围城心态，但当最平凡的打算遭到拒绝、变得奢侈，那么我的乡愁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破灭。
而国境线所改变的，也是日常生活，是怎么与人说话、向众人讲述并获得回答。

谁都知道新能源是个热点话题，尤其是去年年末热闹非凡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新能源更是毫无疑问的成了各界的焦点，且热度一日更比一日。作为一个在环境领域颇有建树的国家，荷兰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和种种应用都颇受瞩目。

荷兰水多风也多，这里我想说的是风能，荷兰为什么是个风能资源丰富的国家呢，究其原因，就不能不提荷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众所周知，荷兰是著名的低地之国，地势非常平坦，且西北两面皆濒北海，处于大西洋季风的冲要地带，是个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更位于盛行西风带上，因而常年风力强盛。其实这也是荷兰为何有着悠久风车史的原因，可以说不管是在最初的面粉加工上，还是此后向大海争取土地的抗争过程中，风车之于荷兰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是荷兰历史上浓重的一笔。到了现在，传统的风车更多的成为了荷兰文化和精神的象征，在大片大片的农田上已经很少见到那种传统的大风车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十米高的清洁能源制造者——涡轮机风车。

在荷兰中部弗莱福兰省（Flevoland）的一个风车农场里，我近距离的观察了这些现代社会能源领域的新宠儿们。（这个省本身就很有意思，这里全境都是须德海工程围海造田的产物，典型荷兰与海的故事。）

这个农场面积不大，只有两个风车，我们一望无际看去的其实都是邻居家的。农场主介绍说，他们自己并不使用风车产生的电能，而是直接输送到电力公司，再由电力公司输送到选择该公司的消费者处（荷兰的电力系统是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供电方，不同的供电公司有不同的电力设备，价钱自然也就不同了）。一个这种规格的大风车（70m高），包括配套基础设施在内，造价一百八十万欧元，均有农场主投资，我听着这个价钱不由得感叹，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场主太富有了，虽然后来他说凭着与电力公司的合同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这个投入仍旧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风车的投资期大概九年，就是说九年以后就是净利润了，此前他们则从供电公司的电力销售中收取利润，电力公司除支付农场主费用外还要向政府支付税费。农场主说他现在在考虑给自己的房子加太阳能板，给自己家用，就是不知道哪种划算一点。我再次感叹，其实目前市场上哪种太阳能板都不能称之为价格低廉，可见他们在能源问题的意识上已经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了。 

刚到的时候下着雨，风很大，从风车里出来却是一派艳阳。这样的好天气在阴雨绵绵的荷兰可是十分珍贵的。几十米高的大风车立在广阔的农田里，也是风景线一道。虽然有人反对说这样的建设有碍农田景观的观赏性，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一种守旧的景观观了，在地广人稀的农田上建造风力发电设备，不仅避免了在城市里可能带来的噪音、采光等缺陷问题，而且也是扩展能源市场的一个良好途径。未来么，精明的荷兰人除了Shell，Gas Terra，必然还会在能源领域创造出更多的成绩。

一直想不通国内征收物业税的依据。

由于缺乏深入研究，我不敢保证下面的讨论一定正确，只是扔块砖头出来，期待明白人指点一二。

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物业税不过是政府在缺乏财政收入之后又一种扒皮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的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也就是说，跟国外的土地所有制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向“国家”租用了70年的土地，我们一次性缴纳的买地费用实际上是租金，而不是购买费用。

最关键的一点：租户是不用交物业税的。如果要征收物业税，应该向土地的主人征收，国内土地的主人是“国家”，而不是个人。

所以，如果要开征物业税，那么负责征收物业税的主体，也就是“国家”，需要向拥有土地的主体，也是“国家”，去征收。

而作为拥有土地的主体，“国家”之所以要缴物业税，是因为它通过出租土地获得了收益，也就是说，他一次性把土地出租了70年，这部分收益需要缴税，这部分税款外化成物业税的形式上缴。

而作为租户，也就是广大住房拥有者，由于已经交了土地租金，没有义务重复上缴物业税。

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如果还想向个人伸手，就是重复缴税，在法理上并不能得到支持。

那么，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什么时候可以向个人征收物业税呢？

第一， 如果“国家”明确土地归个人所有，不是暂住70年，那么，作为土地拥有者的个人需要缴纳物业税。

第二， 如果“国家”不想土地私有化，又想向个人征税，那么“国家”就应该放弃租金，也就是说，政府目前征收的土地出让金是非法的。对同一块土地，土地出让金和物业税只能取其一，不能都取。

为什么在上面关系都没有厘清的情况下，在征收完一遍土地出让金之后，又要征收物业税呢？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前几年大笔获得土地出让金的时候，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的收入，机构和人员大肆扩张。随着地产泡沫肆虐，需求的下降，土地出让金迟早会枯竭，已经收不住手的地方政府需要再次开辟财源，于是就瞄准了物业税这块蛋糕。

我预测，物业税被普遍匆忙推向前台的时候，恰是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物业税真的有助于降低房价吗？

打个比方，原来你住房的成本中，每平米有5000块钱是土地出让金的费用，也就是说，政府已经从每平米拿走了5000元。如果再次征收物业税，70年又从每平米中累计征收了5000元。你的住房成本仅仅“政府”拿走的费用就从5000变到了1万，你认为房价是会上涨还是下跌？

只有“专家”会告诉你，征收物业税之后，消费者更划算了。因为“专家”要仰仗“政府”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