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实际上来源于建龙的一个计划，想遍读《二十五史》的《食货志》部分，来了解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
惜乎心大力小，读完《史记》《汉书》部分，就放下了。然而看了我做的笔记，突然意识到这两部分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题材，恰好反映了汉代经济如何从繁盛走向衰落，且其经济发展又与今天何其相似。实际上，作为中国早期大一统国家，汉代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以后两千年的一个标杆，大大促进了一个重农抑商、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官商勾结的集权式社会的形成。而这个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就在于汉武帝。
所以，把这部分稍作整理帖出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本文的提要：
在中国历史典型的大一统国家中，秦朝统治过短，除统一度量衡等最基础措施之外，其政府具体的经济财政政策对于后世影响有限，实际上到汉初已经中断了。而汉代的官僚经济探索才为后来的经济政策打下了基础。
汉初文景时期，由于实行宽松政策，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由于很少干预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武帝时期，武帝由于战争和奢侈的需要，迅速将一个盆圆钵满的国库彻底耗空，在这个时候，搞钱成为了政府的第一要务。
于是，武帝的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都是增加财政。他采取的措施包括：开办国有企业垄断工商业命脉；扰乱币制，制造通货膨胀（这里面既包括了统一币制尝试，这可能对于经济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包括大量扰乱币制的胡乱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搞钱）；控制农业流通、借贷渠道以获利；最终，强行插手经济，制造禁令和限制性命令，向富裕阶层抽取不合理税收，动摇了社会根基。
然而，这一切为政府搞钱的方式都掩藏在为人民服务的基调的之下，和现代颇为相似，也颇可回味。
武帝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一个重农抑商、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官商勾结的集权式社会，而此后的两千年大多以此为标杆来构建自己的经济政策。所以，讨论这段历史，不仅是对于西汉，甚至对于继承了武帝衣钵的现代中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太史公的思想伟大，但此次读《史记·平准书》却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实际上已经非常现代，对于武帝时代经济的针砭剖析颇为到位，有条不紊地叙述了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发展，其气魄和见识不下于当下的任何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因此，根据《平准书》，并辅之与《汉书》中的记载，我能够简单地整理出西汉经济发展的脉络。
太史公之受腐刑，绝不仅仅因为替李陵说话这么简单。很可能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直言不讳的习惯早已经令执政者如鲠在喉了，李陵事件只是个借口罢了。看一下《平准书》就会明白，太史公将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愚蠢看得如此透彻，这样的聪明人又怎么可能安然存活在暴君之侧呢？
由于手头缺乏其他书籍，也只能以这两本书为主了。
以下部分是笔记。
史记·平准书
史记没有《食货志》，但其《平准书》记载了汉初至武帝的经济问题，后来各史的《食货志》传统就是由本篇发展起来的。
1，汉初经历了一场通货膨胀，其部分原因在于青铜钱币的私铸和减重，导致货币的真实价值贬低，同时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商品不足，二者加起来，就形成了一次恶性通胀（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这场通货膨胀也导致了投机者的囤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汉高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限制商人的地位，不准乘马车穿丝绸，二是加重他们的赋税。
我很怀疑这两者的功效，因为这两者都抑制了商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沿着秦以来的官僚干预经济的思路来行事，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来说，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2，高祖的政策到了吕后和孝惠帝执政时代，就被废除了。他们放开了私营经济的口子，但仍然限制商人后代不得当官。
但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中央财政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汉初的分封制度造成的，各诸侯国君控制了自己国内的财政，不交给中央，造成中央缺钱。二是铸钱的问题。开始，是轻钱太多，到了文帝时，规定了新的钱币标准四铢钱，另外，钱仍然允许私铸。司马迁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大量产铜的吴国由于掌握了铸币权，并大量铸币，其富裕程度堪比天子，最后反叛了。另一个是大夫邓通，他的钱财比诸侯王还要多。
最终文帝禁止了私铸货币，但禁令的效果似乎并不好。
3，两个有趣的故事。在古代，由于交通运输的不足，如何将财产运到边关，是皇帝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机器时代之前是无解的。
举个国外的例子，西班牙十六世纪时，是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执政，当时美洲地区已经开发，美洲的银大量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而西班牙开始了一场针对尼德兰北部（即后来的联省，现代的荷兰，在当时它的领主曾属于西班牙国王，后来反叛，导致了西班牙和联省之间时断时续的战争）的战争。在战争中对于西班牙君主最感狼狈的是，他没有办法把从美洲运来的白银送到尼德兰前线供前方的将士使用，因为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制海权是掌握在英格兰人和荷兰人手中的。英格兰和荷兰联军更是打败了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无敌舰队，使后者染指北欧海洋的雄心彻底破灭。为了应付运输军费问题，作为国王的菲利普二世最后没有办法，竟然不得不求助于新兴的银行家，把白银先交给热那亚的银行家，另一个更重要的人是德意志的银行家富格尔（富格尔是16世纪欧洲著名的银行家，其家族传奇的经历比后起的罗斯柴尔德更有趣，国人现在似乎出现了罗斯柴尔德崇拜，却对富格尔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在南欧收了国王的钱，收取不菲的费用之后，再指示处于北欧的分支机构把钱交给国王的军队。
菲利普二世的对荷战争竟然要靠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银行家的帮助才能进行下去。要知道，当时的意大利和德意志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国家，只是一盘散沙，却让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不得不求他们。最终，菲利普二世由于过度依赖银行家，花钱无度，从美洲运回了大批白银的西班牙政府竟然宣布破产了，他们已经无力偿付外债。（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及任何关于当时荷兰、意大利以及无敌舰队战争的书籍。）
作为文景之时的一个插曲，当匈奴犯边导致屯垦的将士物资不足时，文帝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不得不依靠那些能人的帮助。他下令，能把钱财和粮草送到边疆的人，可以获得爵位，“爵得至大庶长”。景帝时，则在干旱的上郡卖爵，甚至可以用小米抵罪，这就有点儿教皇当年卖赎罪券的味道了。
目前，各地方政府也对能人大开绿灯，你能满足我，我就给你优惠。一旦统治者需要，总是想把手头的资源变现谋取利益，不要相信他们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会遵循公信原则。
我对于汉初的爵制还不甚了解，个人感觉，如果文景仅仅是卖爵位，等同于给他们一个大小不等的采邑以维持生存。作为比较，可以看欧洲中世纪君王们赏赐给自己爵士们的封地，更像是经济上的鼓励，而不是行政上的卖官。或者可以类似于英格兰（为了应对经济困难）曾经出售过的终生年金国债，买国债的人从政府获得保证，在他死之前，每年能获得多少财富，有的甚至能遗传给子孙。如果是卖官，则情况要严重得多，牵扯到把权力直接变现了，连遮羞布都不要。我倾向于前者，即出售爵位只是经济鼓励。
4，我对文景之治充满了敬意，文景二帝从性格上来讲，并非没有缺陷，而且期间还发生了七国之乱（个人认为，七国之乱对于中央的好处是扩大了中央财政权，对于中央政府是有利的。不过这个观点还需要事实支撑）。但这是一个放松民间经济，顺势而为的时期，出现了民间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点很像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现在的中国。也正因为它的特点是“无为而治”，结果太史公在《平准书》中的记载并不多。
但无论如何，他对于武帝即位之初情况的描述，显然给了文景时期一段最高的礼赞（武帝最初即位时的局面是文帝和景帝打下的），不妨全文引用。
至今上（即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
但太史公随后也提出了一些忧虑，或许作为对武帝时期针砭的开端。其后，我们将看到武帝是如何将如此丰富的国家财富都耗干的。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5，汉朝经济上的衰落始于战争。当我们沉浸在所谓汉武大帝的武功时，却要看到其背后已经将民间经济榨干了。太史公之所以能够屹立史坛，除了他对于纪传体的开创性之外，还有他的史识和史胆。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汉武时期的战争对于经济的破坏作用。
两越战争导致江淮疲惫，开阔巴蜀，导致巴蜀之民罢焉，灭朝鲜，导致燕齐凋敝，而匈奴战争则使得全国受到了影响。不仅是经济，匈奴战争也导致人才任用标准的改变，“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散去了。
太史公详细记述了北面筑朔方城和西南面修夷道对于全国经济的破坏作用。山东远处于这两地之外，但由于库府空虚，单靠两地不足以筹集经费，除了极端压榨当地之外，山东也要出钱出人，费数十百巨万。
6，这里，武帝把景帝时在干旱的上郡这一个小地点卖爵的事情扩大化了，而且形成了制度，并最终允许这些获得爵位的人获得官职，这就彻底破坏了行政体系。而这种买卖军功爵的形成，是和汉朝的军事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年（当为元朔五年春，为首的将领是车骑将军卫青），汉军十余万进攻匈奴右贤王，获首虏一万五，第二年再战，获一万九。论功行赏花了黄金二十余万斤，俘虏也获得了优待，汉军马匹死了十余万，加上粮草辎重以及转漕费用，汉朝的国库已经不足以养得起这次战争了。于是，汉武帝下诏为了筹集资金而买卖军功爵，只要出钱就可以封军功爵，并且封爵是和当官挂上钩的。“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
官职买卖的结果就是正常的选官途径荒废，严重影响了官员的质量。其后，那些盐铁大户的子孙通过金钱获得官职成为了风气，这还会在后面的部分中谈到。
汉朝的军功爵制值得深入阅读，但目前我没有精力。
太史公下面还详述了几次皇家花钱的大项，包括战费、自然灾害、养马等，不再详细引用。
为了弥补亏空，汉武帝也采取了几项措施，太史公对此均有详尽的描写。这几项措施是：币制改革，缗钱令，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卖。遗憾的是，这几项措施都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从而恶化了汉朝的经济。下面将一一进行讨论。
7，首先，谈一个世界性普遍的难题：金属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当今各国的货币已经纸质化和虚拟化，因此通货膨胀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发多了纸钞就会通货膨胀，而发行纸钞，只需要央行开动印钞机即可。但在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却很难制造一次通货膨胀，因为金属的产量是有限的，无法实现大规模增长。
但是，金属货币时代仍然有可能实现通货膨胀，秘密就在于铸币。为了方便人们使用货币，政府（或者有能力的私人）把金银铜等贵金属铸成了钱币，比如，重量一两的铜铸成钱币后，标明重量是一两，人们看到钱币上的文字，就知道这是一两铜，不用再自行称重了。钱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的确确是铜做的，而它购买的物品所值恰好等于一两铜的所值。但时间一长，钱币出现磨损，一两的铜币磨损成了八分，这时候人们仍然习惯上把这个钱币按照文字标注当成一两铜而不是实际价值的八分铜。
钱币的这种标称特性导致了两种行为。从私人方面讲，有人投机将足重的铜币打磨掉二分再使用，磨下来的二分铜渣再卖给铸币机构赚钱。从政府角度讲，如果铜币过于轻了，人们也不敢使用了，于是政府就要回收不够重量的铜币，重新铸造成足重的再注入市场。但政府如果收一枚八分重的铜币，就发放一枚一两重的铜币，那么显然政府吃亏了，而货币数量又不能削减，否则会影响经济实体。为此，政府想了个损招，在八分铜中加入不值钱的两分锡，再铸造成一两重的货币，号称是足重铜币。这种方法可以瞒一时，却不能长久，久而久之，人们知道了问题所在，就按八分铜来接受它，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即，钱不值钱了。
古代中外历史上多次引起混乱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铸币制度混乱导致的金融灾害，而这样金融灾害出现的时期一般是皇帝（国王）需要大笔资金进行奢侈消费或者打仗的时候。在古代，亦有无数的金融学家试图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的理论框架并不比现代的金融学家落后太多。在英格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牛顿就曾经在担任皇家造币局长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货币重铸。
在国内历史上，汉武帝时期也出现了这样的通货膨胀。两个原因造成了这次通货膨胀，一是民间盗铸和打磨钱币，二是国库空虚而政府需要大笔的资金，就像现代政府一样开动印钞机一样，汉武帝开始想办法。他想了几个怪异的招数，一是使用皮币，即白鹿皮做的钱币，方尺的白鹿皮法定定价四十万。二是用银锡合金（号称白金）铸了三种钱币，分别价值三千、五百和三百。三是降低四铢钱的重量，改为三铢钱（我有一点不明，如果是为了货币贬值，在改铸三铢钱的同时，应该在钱币上仍然标明是四铢钱的重量，但太史公说三铢钱上是按照三铢钱的实际重量标注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无法实现贬值了。这一点存疑）。
汉武帝货币改革的结果是盗铸之风更盛，有司规定盗铸者死，但人们仍然前赴后继进行盗铸。以后的五年里，盗铸钱币被官府所杀的有数十万，而私下里害怕告密而互相杀戮的不计其数，但结果却是盗铸之风越来越无法遏制。通货膨胀加速，从而更加破坏了经济。
由于经济的破坏，对于商人也更加仇视。“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而商人的囤积货物导致了武帝加重商人税收和户籍限制，甚至强迫人们捐钱捐物（即缗钱，在后面还有讨论）。当初文景的宽松经济政策也就彻底告终了。
另外，太史公说三铢钱轻，易奸诈，所以有司改规则，开始铸五铢钱。这一点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没有想清楚，存疑。
后来还发行了一种以一当五的钱币，在上缴税收必须用这种钱币。但两年后就废止了。银锡铸币（白金）终因为得不到民间的支持而废止。
最终，汉武帝为了解决越来越混乱的铸币问题，下令各个郡国不得铸币，只有上林三官可以铸币，由于上林三官的钱币不易于造假，初步解决了币制混乱的问题。
由官家垄断发钞权是好是坏，一直到现在也有两种说法，一种在国内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中央政府垄断发钞有助于币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另一种观点（罗斯巴德）认为，最容易滥发钞票的恰恰是中央政府，自从20世纪中央政府垄断了发钞权后，通货膨胀比起20世纪以前来已经增长几十上百倍（20世纪以前，比较夸张的通货膨胀也很难突破一百年翻一倍，而现在的通胀很可能在几年内就翻番），可以说，通货膨胀是20世纪的世纪病，而现在这个病症仍然在持续。而私人银行拥有发钞权虽然在短期内由于稂莠不齐，但人们最终会拒绝那些没有信誉的货币发行单位，而选择那些信誉好的，通过竞争可以打造出优质的货币和优质的发钞人。我不准备作出结论，但这个问题显然值得思考。
汉武帝时期的铸币改革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我现在的理解还很肤浅，一些问题，诸如三铢钱的铸造原因，以一当五钱币的使用情况，都还没有搞清楚。如果对于此次失败的铸币改革进行研究，对于理解汉中期从繁荣走向衰落，是很有价值的。
8，为了弥补中央政府的亏空，汉武帝实行的另一项措施更带有饥不择食的手段，那就是缗钱。所谓缗钱，实际上就是强行要求富裕的人家向朝廷捐钱。
商人、富户以及拥有车船的人家必须向皇帝捐钱，其理由是各地赈灾的需要，以及用兵的需要。
这项费用由于师出无名，自然没有愿意交。
于是汉武帝采取了两个方法：树立榜样，强制执行。
一个叫做卜式的河南人成了当年的焦裕禄。这个人的确很爱国，他家庭并不富裕，但通过多年的经营，有了羊千余头。汉武帝攻打匈奴的时候，卜式连忙捐出了自己一半的财产。要知道，卜式捐献的时候，还并没有缗钱令，也就是说，他完全是自愿的。汉武帝很奇怪，叫人问他，你要官吗？不要。有冤吗？没有。那你想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呗。汉武帝觉得这个人很妖，没有提拔他。
后来，卜式趁着河南饥荒，又捐了20万。这次汉武帝终于提拔了他。卜式辗转为官，一直当到了御史大夫。
汉武帝给卜式提官的原因是，由于推出了缗钱令，号召天下人给皇帝捐款供他挥霍。也就是把他竖成了榜样。
但是，古人的觉悟没有焦裕禄时候的人高，大家并不买他的帐，该不捐还是不捐。汉武帝于是采取了第二手，强制执行。不捐的人就审判你，强行拿走你的财物。
太史公写道，中等以上的人家几乎都被告遍了，官府收入颇丰，“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
富了官府，穷了民间，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破了产，人民不再经营实业，宁肯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也不再积蓄产业，反正到最后都会被官府偷走。
这就是缗钱令的后果。
9，汉武帝最为引起争论的两个措施是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卖。我想在读《史记》的部分讨论前者，而在读《汉书》的部分讨论后者。盐铁专卖肇始于武帝，但是在汉昭帝时代引起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经济大辩论，并产生了一部优秀的经济著作《盐铁论》。而太史公的《史记》没有覆盖到昭帝，故在读《汉书》时再讨论。
严格地说，均输平准也是要到昭帝时代才讨论得更加激烈，但它相对简单，所以先讨论。
所谓均输，以前的贡赋都是贡奉实物的，以后，把实物等作价成钱币，只供奉钱币。政府转运钱币要比转运实物容易得多，并且，在距离长安更近的地方，政府还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入实物，可谓一举两得。
所谓平准，就是允许政府将手中的货币投入市场，在农产品价格低的时候高价买入农产品，等价格高了再低价卖出，以平抑物价。
我们主要说平准的利弊。
从道理上，平准是一项很理想化的措施，如果实行得当，是可以平抑物价的。比如，如果今年小麦大丰收，每斤只卖一毛钱，那么政府可以用两毛钱进行收购，第二年小麦价格上涨，每斤卖四毛，那么政府以三毛卖出。政府赚了一毛钱差价，却也减轻了市场的波动。
在实行小规模试验的时候，这种做法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比如，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曾经在边郡实行过常平仓（建立官方仓库储量，实行平准法），就很成功（见《汉书·食货志》）。可一旦大规模应用，就会出现问题无数。到了元帝时期，人们就开始议论必须把常平仓废除了，因为它“与民争利”，可见后来常平仓就已经从帮助经济变成损害经济了。
这里存在一个千年不变的问题，即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走得通。严格地说，平准就是一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政府组成企业参与到市场当中，企图帮助市场运行。
但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果却往往不那么美妙。
为什么？因为这些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是帮助市场，在短时间之内，有皇帝监督时，也可以做到。但长期执行起来却往往是欺压市场。只消看看现在的国有企业就知道国进民退的可怕了。当下的国有企业哪一个不是吃垄断的独食，抬高价格，打压竞争，养了一群蠹虫？
当年的西汉政府也一样。一旦这些重量级的国有企业垄断了价格市场，他们往往是囤积居奇，获取高价，而不是平抑物价。这些国有企业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掌握的，而这些人往往知道，运用国家机器，赚钱赚得越多，皇帝越喜欢，而不是平抑了物价就能讨得上级的欢心。如果因为平抑物价花费了官家的金钱，不仅不会得到赏识，反而是要掉脑袋的。
这就是目的和执行的分裂。数千年来，我们一直企图解决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在王安石时代，他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试验，其中包括了平准一项，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措施。但王安石从理论上能够成功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并极大地损害了宋代的经济。而到一九四九年，再次的试验以更大的悲剧告终。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又开始相信国有企业的作用，再一次心甘情愿让他们喝我们的血，可谓数千年不改奴性。
10，这里，提出一个人物，桑弘羊。武帝时期国进民退的法令多有此人制定或者参与。现代的国进民退者们应该尊他为老祖。他是个为武帝搞钱的财政高手，能够不择手段创造财政收入。结果武帝非常喜欢他，但民间以此为苦。
桑弘羊最后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结局，他自认功高和上官桀联合谋反（实际上是反对霍光），事败被杀。即便如此，后世许多人仍然渴望多出点桑弘羊这样的搞钱高手，来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
他的事迹不再多谈论。大家只要了解目前的仇和加薄熙来加李毅中，大概就能知道桑弘羊的面目了。
汉书·食货志
《汉书》是规定了后世体例的史书，也是从这本书开始采用《食货志》的书名来写经济。从此以后的正史，除非是作者无法搜集到资料的小朝代（记载东汉的《后汉书》则是因为作者范晔被杀了，而《后汉书》中志的部分是从其他人的作品补入的，也没有《食货志》），大部分都有一篇或多篇《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相比，加入了食的部分，即写农业，而太史公的《平准书》大部分被抄袭到了货的部分，即商业和金融业。将食货合一，以食居前，体现了班固的重农思想，这是和太史公有明确区别的。
1，《汉书》着重体现了班固重农抑商的思想，可以算是我国的“重农学派”，和欧洲的类似学派有得一比。这在“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时代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班固刻意将农和商分开，贬斥商业，则是从太史公的认识上后退了一大步。
在开篇班固即叙述了从神农氏到秦代的农业变迁。但我认为虽然可以代表古人对农业的看法，但不是尽然是史实。暂且不做讨论。
进入汉世，班固就引用了贾谊和晁错的两篇文章，均阐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大致意思是，自秦以来，人们都舍本逐末，不重农而重商，有违“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古训，因此最重要的是要驱赶人们回到农业。
这和太史公的思想已经有了极大的退步。太史公明白，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旦恢复和平，政府只要放松管制，农人们自然会回到土地，而商人和农人的分工自然会形成。因此，最重要的不是重农抑商，而是施行黄老之术，让人民自取其便，久而久之，经济自然会恢复。
我想，这也是太史公不选贾谊和晁错文章（那些文章用处不大），只是简单带过文景时代的政策，而着重写其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的繁荣富饶的结果。
2，另外，从一个细节上也可以看出班固和太史公的差距。
关于文帝卖爵的事情，太史公鲜明地指出原因是匈奴犯边造成的物资不足，所以指望能人能够解决缁养问题，作为回报，授予这些能人以爵位。
而对于此问题，班固却引用了晁错的一篇文章，把这项政策的提出归功给了晁错。而晁错提出的理由也很别扭：我们不是谈重农抑商吗？而现在的现实是虽然尊农，可是农人很穷，商人很富，怎么办？最重要的是要增加粟（小米，当时的主要农作物）的价值。如果想增加粟的价值，就要让人民以粟来作为赏罚的工具。因此，陛下，你不妨卖爵吧，那些能够捐赠给你粟的人，你就把爵位给他，或者免他的罪。这样，富人们都用粟来买爵位了，国家有了足够的粟，可以把粟返还给农人，各得其所，也增加了粟的价值。
这个办法据说是商鞅采用过的，但从逻辑上来讲，我却感觉很荒诞，似乎是在为卖爵找借口。班固出于重农的原因，选择了一篇不足以说明问题核心的文章来敷衍，却忽略了卖爵背后真正的经济原因。
当然，晁错的文章也表明，在文帝时期，经济仍然在恢复之中，并且时有匮乏。而到了十七年后的景帝二年，就已经把田租减半，从十五税一减成三十税一了。可见目前我们经历的改革开放后的巨变并非是历史上所独有，其实无他，在和平的环境中放松管制、休养生息，在任何时候都会创造出一个黄金时代。当然，说时容易做时难，真正能做到的往往只是朝代初期，到了朝代中后期，由于官僚集团的膨胀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繁复的管制经济的法规，想做到也不可能了。
武帝末年，对于自己的四处征讨也有悔意，力图重新振兴经济，按照班固所言，即振兴农业。但终武帝一世，起色有限。
3，武帝之后的昭帝和宣帝时期，在霍光等重臣的主持下，汉代经历了一个恢复时期。但如果想恢复到当年文景时期，却是不可能了。其原因，我认为，在于经历武帝一代，官僚集团已经极大地膨胀，各种各样插手民间经济的政策已经积重难返。他的继任者能够做到的是减轻，而不是废除各种恶法。这样的情况还会在以后的朝代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呼吁要尽快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一旦官僚政治僵化下来，那么，所谓的改革只有两种，一是残喘式的，如昭宣二帝时期，或者是破坏式的，如宋代的王安石时期。我们现在社会到了哪个时期呢？也许还在武帝之前，但要防止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个野心膨胀的领导集团和下层官僚集团，那样，就真的积重难返了。
4，从班固的叙述来看，其后的西汉政府虽然无甚作为，但除了偶有灾荒之外，日子也还好过。
但这样好过的日子却极端脆弱。这可以从王莽代汉之后的情况看出来。王莽代汉本属于宫廷政变，对下面的影响不大，因此，“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籓，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
但王莽后来鲁莽地进行了一场对匈奴的战争。从宣帝开始，为了安抚蛮人，在赐给匈奴单于的印章上是称天子的，给他个名分上的甜头，对西南夷的头目则给予王的封号。可王莽更换了单于印章，把西南夷的王改成了侯，结果引来了战争。
战争一起，发兵三十万，脆弱的经济马上崩溃。并导致了后来的农民战争。王莽的新朝终结。
5，关于西汉时期的豪右占田问题，我一直不是特别清楚。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太史公和班固常有记载豪右占田而农民少地。比如，王莽时期的诏令上就提到，虽然田税名为三十税一，但由于农民是从豪右手中租到的土地，地租要上缴五成左右，对于农民而言，不是三十税一，而是十税五了。
王莽采取的办法是行政强制经济，限制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并规定土地过多的人家要把土地分给少的人家。但引起了很大的民愤，最终废除。
但豪右占田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又在何时产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个人感觉，豪右占田与西汉政府的分封政策有关，也与国家资本主义造成了一批官商有关，但这只是猜测。但显然，通过行政禁止是不解决问题的。
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
6，其次讨论盐铁，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汉官僚是如何深入干预经济的。
盐铁对于当时，是除了农业之外最重要的经济产业。铁业相当于现代的所有矿物开采、加工、制造，而盐业几乎是除了谷物之外唯一可以长途运输的食品，且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两项加起来，几乎就等于汉代的整个重工业系统。
而政府对于盐铁的垄断，恰好是和军事相伴而来的。
武帝之前，没有记载政府专门为盐铁设官，可是随着战争耗费日益增大，国库空虚，需要开辟新的财源以维持政府的需要，于是，垄断盐铁，禁止私人进入，开办国有企业就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
武帝时，“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东郭咸阳在齐国煮盐，孔仅在南阳冶铁，都发了大财。
发了大财的这两个人如同现代的利益集团一样行事，马上开始树立壁垒。他们向皇帝上报，要求禁止民间进入这两个行业，谁敢犯法，砍掉左脚趾，没收器物。这样，两个国有企业就建立起来了。
但国有企业建立后，如果没有执行人，也成不了气候，他们两人必须拉进来一批人，才能算典型的利益集团。为了防止以前涉足行业的人的反抗，他们把以前从事盐铁行业的人拉进来，封个官，你以前是私有经济，以后就算是政府官员了，我给你发工资。
这样，两个具有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的国有企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
盐铁垄断企业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发展，却给武帝带来了必不可少的战争经费。不仅是战争经费，而且还盖了高台楼阁，大修昆明池（可与慈禧修昆明湖作对比了）。
那个曾经被当做焦裕禄一样竖成典型的御史大夫卜式也看不下去了，点出了盐铁专卖的危害：国有企业只为了赚钱，很少关心民间到底需要什么，结果盐的质量也差了，铁器也都不合格，用不了。民间经济不活跃。卜式的说法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佐证，但对于武帝却毫无触动，反而让武帝疏远了他。
我认为，当时各地政府已经把自己的财政捆绑到了盐铁上，还包括后来的所谓常平仓。如果离开了这些收入，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任何理智的建议都是不会被接纳的。这就像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一样，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都来自卖地收入，你认为它们会理智地处理房地产问题吗？
这里，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济大辩论。辩论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是实行民间资本主义，还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这场辩论被后来的桓宽记录在了一本书中，叫《盐铁论》。
辩论发生在昭帝即位六年，由于经济衰微，霍光等人召集全国的“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他们的目的是如何振兴经济。结果这些来自于民间的贤良文学们开展了一次对于国有企业的大批判，将民间的痛苦通通诉说出来。他们“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
但最终仍然是不了了之，还是那句话，政府财政已经严重依赖于国有企业了。
参与辩论的反方是搞钱高手桑弘羊，他争辩说，盐铁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结果事情不了了之。
元帝时期，曾经废掉了盐铁官三年，但随即又恢复了，可以看做国企和官商们对于经济绑架的依据。
7，最后，不妨总结一下古代政府的财政问题。
对于古代政府来说，战争是最直接破坏财政平衡的因素。而官僚集团的膨胀和腐败是最根本破坏财政平衡的因素。
一旦财政平衡遭到破坏，政府面临破产，一般只有三个办法来解决。
一是英格兰约翰王的解决方法。约翰王登基源于他的哥哥狮心王理查死了。理查死前曾经因为参加十字军被俘，赔付了一大笔赎身金，英格兰国库空虚。
而英格兰国王当时在法国北部有大量的领土，法国国王趁机发动战争，把原本属于英格兰国王的领土抢了过来。
约翰王为了恢复失地，在国内横征暴敛，征收盾牌金（战争税）、高额遗产税，甚至向寡妇征税，结果和法国的仗打不赢，自己却在财政上破产了，而且再想征收税金征收不上来了。最后一次征收税款，完税率连百分之二十都不到。
这时候，他手下的领主们不干了，于是群起而攻之，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大宪章》。
这是一种限制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通过消减政府开支，限制政府的征税能力，强行促使政府来平衡财政。这种方法对于皇家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于是就有了其他两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向银行家借贷，既然征税征不上来，我就不麻烦你们这些贵族了，我直接找国外的银行家借钱。我前面曾谈过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国王们基本上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得贷款。
一旦无法归还，国王们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宣布政府破产，不再还款了。富格尔家族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国王的赖账。而英格兰的国王们也曾经造成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大量破产。
但以上两种做法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于是，汉武帝采取了第三种做法，就是直接干预民间经济。
这包括，第一，建立国有企业。包括盐铁，也包括平准、均输等。
第二，靠行政命令强行限制商业，这实际上是一种仇富行为，也是两千年中国的典型思路。
第三，在货币上做手脚，人为制造通货膨胀。
这些做法在中国的历史上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些做法中，有些并不能归武帝首创。但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标杆作用的王朝，其后各朝代无疑都受到了他的启发。
于是，一个重农抑商、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官商勾结的集权式社会就建立了起来了。一旦进入这个平衡，两千年仍无法打破。
附：
当初心大到想通读二十五史《食货志》的时候写的一篇小序。
与人们认为的不同，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几乎在古代都有过讨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即便稍显简单，但其原理即便放到现在也适用，这不仅限于西方，而且包括中国。在中国而言，甚至许多当时人的看法是超出现代中国主流人群认识之上的。因此，用现代的理论恢复古代的事件、理解古人思想，是可以供现代人借鉴其优点，并防止重蹈覆辙的有效方法。
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的复杂性，部分源于中国过早的统一。统一后的中国有利于减少转运税壁垒，形成统一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市场的出现也让经济问题多样化，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相比于西方古代的混乱不堪，本应该更适合抽取理论元素，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惜乎中国一直没有形成数量化和逻辑化的研究方法，导致这样的优势无法利用，那又是另外的问题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而经济本身，又是中央政府能否正常运转的核心。每一次的战争、每一次的改革，其背后都是经济力量在推动，当然，这一点中外皆然。
举一个英格兰的例子，当国王不得不召开议会的时候，恰是他征不上来税供他打仗的时候，而要让贵族们掏钱，就增加了贵族在政治上得寸进尺的砝码，最终冲垮了集权制（英格兰是有一个接近集权的时期的，那是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的那段时间，但始终没有达到法国亨利四世之后的程度。经过查理一世、护国公克伦威尔、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英格兰的接近集权制彻底消失了）。
而对于军事家而言，一个最令人沮丧的事实便是，经济才是决定战争的最重要素。当山本五十六怏怏不乐地踏上珍珠港之路时，即便有头脑的日本人也很难相信日本能够打败美国，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远小于英美法荷中的经济，但冲昏了头脑的人是会忽略掉这一点的，于是他们就只能收获悲剧了。
因此，自秦以降，中央政府的一个核心职能就是利用经济、发展经济。当经济兴盛时，他们坐收渔利，不停地从中抽取更多的税收，当经济不景气时，又想着如何制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抽取税收的做法多导致了铺张浪费、官僚集团的膨胀和对边境的用兵，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在大部分时间内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有巨大的副作用。可以说，当时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和今天并无二致，由此可以对比今日之政府作为将在多大规模上破坏经济。
每一个朝代的经济问题都是极端重大的问题，却在历史中被隐藏在王侯将相与仁义礼智的背后，给现代人雾里看花的感觉。在正史中，也只是蜷居在一篇《食货志》之中，把绝大部分位置留给了所谓的名臣将相英雄豪杰，这反而使得《食货志》愈显珍贵。
我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问题好奇已久，却始终一知半解。在经济媒体呆了两年，亦有良师益友时常切磋，自认为对经济的了解比当年已有不少长进，故有胆再读经典，虽不知结果，但若收获比当初更大一点，也算没有白费。
汉代以前：
1.，需要注意《商君书》和《管子》，这两部著作可能代表了两种经济思想。商君在秦国的改革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集权式经济体系，而管子可以说是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著作，但并非是自由竞争式的，而更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
2，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与现代趋势不同，秦国继承了商君的集权体系，反而打败了更接近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齐国。这可以和当初民主制雅典败于集权制斯巴达相比。
3雅典之败，也许以后我还会再说（可参考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今人的《修昔底德》，我忘了著者的姓名），但有一点，从标签意义上，至少可以说，在当时，集权在军事斗争中并不一定比民主差，问题是，集权很容易崩溃，不稳定，可以胜利，却无法维持胜利之后的和平。
4《商君书》《管子》放在了父亲家中，如有时间，可以取来细读。可以同时阅读《韩非子》、《晏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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