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观众们的热情在两天里把北京赛区所有的票都席卷一空。今天早上我穿着拖鞋去小区附近的中国银行买票，被告知要拿到的号要等到4个小时后才再过来。我并不是一个很热心的现场fan，但本着在家门口的比赛多少就凑一点热闹的想法，去看看能不能不那么费劲地买到一两张票就足矣。

中午12点多被通知去买票时，基本只剩下曲棍球了，连手球都寥寥无几。幸好曲棍球也是我喜爱的项目。但想要早一点看比赛也不行，前面的票都被卖光了。最快只买到8月13日晚上的男子小组赛，也不管是不是中国队出战，反正买了就是，反正中国男曲实力不济，女队倒还有点希望。

票价不贵，A等票才50一张，以这样的票价过一小把奥运瘾，确实会让很多人对平时不屑一顾的冷门项目也乐于掏腰包。我脑海里的曲棍球知识，是每边7人，像足球一样拉开场子打，也有守门员，有角球，可能还有任意球，对于我这个足球迷这基本就够了。反正来来往往精彩就可以，这玩意是草地版冰球，应该会挺热闹的。

晚上一看新闻，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赛区和香港马术的票全卖光了，包括皮划艇、山地自行车等等不知有什么可看的项目。真是一个全民的嘉年华啊。但我相信也有很多票被控制起来，另外，到时怎么防范黄牛。除了开闭幕式的票，普通的项目观赛应该是不用带身份证的。

奥运的时候，不知体育馆附近，会是怎样的人山人海。又不知有多少人来北京，多少人为逃避而离开。我看来是至少会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的。这一年纷纷扰扰，以局内又局外人的身份看奥运，符合我一般的处事风格。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昨天香港的奥运火炬传递，“媒体事件”四个字我觉得恰当不过。部分原因是昨天要上班，未能亲临现场的我只能靠着一整天的电视直播来消化全香港的圣火情绪，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在媒介的“邀请”下来参与到这场近乎于仪式的“文化表演”，它的意义绝对超越了常规的“重大新闻事件”。

人们常说的媒介事件通有两种呈现形态，一种是媒介出于某种动机，导演出来的事件，这常常被称为 “媒介伪事件”， 另一种则是真实的事件被“媒介化”，并且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效应。圣火传递在香港就是属于后者。

昨天同事们一起看直播，两大电视观看点无疑是锁定“火炬手”加“现场人群”。前者的名单一公布就成了香港媒体的众矢之的，被一致批判为是“政商分赃”的产物；而后者，届时会由什么人构成，其中又会出现的抗议行动，更成为了香港言论自由的一个指标。

120名火炬手每人跑步距离百来米，时长一到两分钟，接力当天媒体指引大家观看的是诸多细节，例如，火炬手怎样全程保持笑容，他们的跑步动作是否协调而潇洒，火炬手如何按要求右手持火炬火炬前倾30度，交接点火时候换左手持火炬，然后击掌并定格对镜头微笑，云云。跑在火炬手前面是一辆大型电视直播车，电视镜头正面拍摄火炬手，再加上设在各个固定点的直播机位，甚至包括航拍机位，都是时刻锁定火炬传递现场。然而万众焦点作为“香港社会浓缩”的火炬手们，却史无前例遭到香港媒体的批判，“120 位中仅三分一名额拨给运动员，余下的让亲北京的政商权贵瓜分殆尽。”不可否认，奥运除竞技之外的另一赛场便是商业竞争。由于为了奥运圣火传递的纯洁，广告是不允许出现在圣火传递过程中，因此圣火经过之处的Rita Carlton酒店，外墙巨幅的CK广告都不得不被薄纱遮盖，但是，还有公关在，于是，在媒体曝光极高的火炬手成了各个企业各个组织的公关牌，巨大的政经利益是幕后推手。正如理论上所说，“经济方面”的因素是媒介事件的“推动条件”，缺少“经济方面”强有力的支撑，媒介事件无法得以产生，奥运本身也会打些折扣。

另一方面，“政治方面”因素被学术界认为是整个媒介事件的“提升条件”，它使媒介事件上升至政治高度、政府层面、国家层面，具有超越自身的更大的影响力与辐射面。圣火人群中的“橙衣军团”和先前遭遇入境问题的异见人士，无疑也成了香港这场圣火“和谐”传递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从平面到电视媒体，媒体评论一律把“言论自由”指向奥运圣火的传递，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如何处理对待多元对立的声音和圣火顺利传递，同样具有 “政治正确”的意义。尽管整个传递现场，红色绝对性的压倒橙色，尽管电视直播几个固定机位发回的现场画面中，外围的人群似乎是这场电视直播以外的世界，但在电视直播的评论中，媒体把关于圣火的论述，已经上升“体现一国两制，要多谢示威者”的高度，或许，香港人需要一些仪式性的行为来保卫它们引以为傲的社会资产。

于是，回归将近11年的香港上演了一场近乎完美的圣火传递，在媒介建构之下，这场圣火传递捍卫了它的香港特色，也成为了一种近乎仪式的“文化表演”，有集体动员，有全民参与，有情感宣泄，有意见冲突，除了涌向各个佐丹奴班尼路抢购“中国加油”“中国赢”的红色T恤的香港市民，还有穿橙色衣裳的抗议示威者和限制入境的异议人士，十分热闹而又出奇平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和平上演而又皆大欢喜。

死树行业，dead tree businesss, 是某些美国人对于印刷纸质媒体的“昵称”。翻翻这几年的Time, NewsWeek, BusinessWeek,(时代，新闻周刊，商业周刊) 这三大weekly news magazine. 看看信箱里一封紧似一封的催订信，有些恨不能打刊面价值1折的。你就知道他们的麻烦有多严重了。
听说最近那期的新闻周刊干瘦的不行，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定了一年的上述三大刊，越看越伤心。越来越薄不说，内容也越来越无力，甚至不搭边。
伤心乃是因为他们在当年一度乃是自己进入新闻行业的动力。但是，时至今日，我仍对自己在这个行业得到的训练和这个行业本身满怀希望，但是痛苦的蜕变是必须的。

昨天去了商业周刊内部的博客讲座，请来的是著名新闻媒体行业博客Jeff Jarvis OF BUZZ MACHINE.
Jarvis是个聪明的新闻人，游走于正统媒体与网络草根社会媒体之间，由于他两边都站过，思考的问题也是如何让两大阵营都有饭吃，如何双赢，两边都爱听他说什么。传统媒体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广告锐减，观众流失，继续砍树印些没人看的自做矜持状的大块文章，没有经济价值。
网络媒体爱听，是因为即便大报大刊活得辛苦的今天，主流新闻媒体仍然有话语权，就算纽约时报不赚钱，他还是主宰着公众的话语空间，这种权力与“公信力“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如何用主流媒体的方式，掌握更多话语权与注意力，网络媒体当然也心动，需要借鉴学习。

虽然因为在编辑部与各部门编辑都有接触，早就发现传统媒体对于新兴网络事物的恐惧，发现高级编辑们与现实世界的隔膜。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今年风球来得特别早。我老同学从广州来香港的第二天，就遇到挂起“一号风球”，我住的楼盘和我读的学校门口都放有牌子，写着“一号风球”。那会儿天还是晴的，就是风比平常有点大。她以为“一号风球”是今年第一号台风的意思，但在香港的天气预警符号系统中，这其实表示最轻微的提请戒备。

按照计划，第三天她要去逛维港两岸的核心地带。第三天一早推窗去看，从我二十三楼望出去，见不到楼下的风吹草动，天上下的也还只是毛毛雨。当时以为天既然转雨就不能速晴，待在香港的时间又不多，不看些香港的象征物又心有不甘，想想她就出门了。据说她出门的时候，楼下的牌子已经变作“三号风球”，但她不很清楚“三号风球”意味着什么，看着风雨又不大，便还是出发。

一路坐在地铁里，也不觉得什么。直到尖沙咀出来，她要看星光大道，这才突然遭遇狂风暴雨。事后她跟我说，人都快站不住了，心里很害怕，本来想寻一两个心仪明星的手印，也迈不开步去。此时撞见一对内地游客，向她问路，他们还很执着地要找卖电器的店子。

我同学只好折回地铁站，把自己装进列车里过海到了中环。到中环，她看见疾风骤雨里街上依然人潮涌动，觉得自己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也就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不但跑去看了金紫荆广场，用长焦拍了金紫荆雕塑，还严格执行了我之前建议的路线，坐“叮叮”电车去湾仔。台风天，坐着慢悠悠的旧电车，穿行在繁华照旧的大路上，看风雨催打着匆忙而慌乱的人群，也自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她说所到之处看到的大都是游客，因为大家的日程都被排定，为消费风雨无阻。最后我同学也一样从铜锣湾拎回了一堆购物袋。

那天中午我去上学的时候也看到挂起了“三号风球”，“三号”其实是香港夏天比较常见的警告信号，指的是台风将到未到或是轻轻擦过的时刻。看到“三号”，你要提高警惕但是生活照常。两年多前我第一次在香港户外遇到“三号”，还是第一次从中环坐天星小轮过尖沙咀，至今记得小轮在波涛里摇曳的眩晕感。

不想课上到一半，就有秘书进来跟教授耳语，教授旋即问我们说：“八号风球了，你们还上不上课？”秘书又说：“还没有挂，只是有机会。”根据教育局的规定，“八号风球”是要停课的。渡轮也要停开，商店也要停业。这几年来我碰到的唯一一次八号风球就是去年八月，当时我们在宜家买家具，刚要下单的时候，宜家突然说“八号风球”了，暂停营业。顾客都被客气地请出。大家争相往家赶。我常坐的那一路巴士，平常永远坐不满，那天等车的人竟然排起长龙，双层大巴连站座都满。车上听见电话声此起彼伏，纷纷问“你被堵在哪里了”。一旦回到家，关起门窗再往外看，倒也不觉得外面有多么风不平浪不静。

但这次终于没有挂“八号风球”，可能是天文台考虑到社会影响吧。课也就顺利上完。接到我从铜锣湾归来的同学，两个人湿湿漉漉地回家。也许要感谢没有挂起“八号”，饥肠辘辘的我们还能叫到外卖。在四壁的围护下，听着外面大风起兮，想着故乡往事，说着话儿到天明，风也停，雨也停。

我是直到五月一日才知道柏杨去世的消息的，尽管之前已经知道他病重，但仍然对于华文世界失去他而觉得怆然。他有他独特的精神高度和行文方式，让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评论可以如此酣畅而独具魅力。十年前，我正着迷于《西窗随笔》，后来又补看了《丑陋的中国人》。而再早之前的几年，就从姐姐手里拿过了《皇后之死》来读。并在前年，因为念着这么一本书，便买了给太太读，又补买了一本《帝王之死》。

这些书带给了我嬉笑怒骂的淋漓乐趣。柏杨先生的自我调侃以及自我解剖，帮助人们剖析了中国人以及中国王朝制度。他在狱中写下了煌煌巨著《中国人史纲》。他的历史知识是令人惊叹的，巧妙地用王朝逸事以及部分现代语言来进行柏杨式的解读和叙述。相比与之齐名的狷狂李敖，柏杨在他的书中通常不是为了表扬自己，贬损他人。反而经常贬损自己是一个“糟老头”，家有“黄脸婆”。他的形象显得可亲，而却在幽默的背后发人深思。

我在一段时间难以掩饰对他的书籍的喜爱。很多单篇都看了两三次。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台湾散文家张香华写的关于柏杨与她的故事，读来也令人倍感温馨。她描述刚刚从狱中出来的柏杨，传说中“三头六臂宛如怒目天尊”的柏杨，是如何和她渐渐相识，直到某一天在一家咖啡馆，“他用一种沧桑的语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一起？”她的朋友对柏杨一开始敬而远之，到后来觉得他也“蛮可爱”。这样，一个“美女作家”便嫁给了一个当时只能住仓库的刚出狱的老头。

他们的婚姻稳定和持久，一直到柏杨的终去。前几年，我太太还从网上看到柏杨写的新年给朋友的致辞，报告家庭在过去一年的各种情况。认为这样的方式非常文明，大为可取。

而在柏杨温馨的晚年之前，是他多灾多难的一生。一辈子不知到自己的确切生日，幼时便被继母虐待。后来一直逃难，到了台湾之后有过短暂幸福的婚姻，但很快被因国民党的文字狱被囚于绿岛。当时的妻子倪明华也最终离他而去。他在狱中备受折磨，却又坚持著作，双目几近失明。

历史的轮回经常让人惊叹。当年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将柏杨囚于绿岛十二年，到今年春节，是尚在竞选总统的马英九亲自去探望病中的柏杨，并亲自向柏杨保证自己如当选不会逐渐变成“丑陋的中国人”。柏杨是幸运的，他至少在去世之前，能够亲眼看到国民党的重新上台。

这样的人生际遇背后其实揭示了一种民主规律。当年柏杨写下无数雄文，借古讽今，是为了批评当政的国民党的铁血统治，也因之招来横祸。后来“党禁”、“报禁”俱开，再到后来民主选举让国民党下台。柏杨们的斗争也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民进党的统治让人失望。国民党花了八年才把政权夺回。当一个民主政治模型，能够让当初的威权统治的执政党通过民主方式第二次夺回自己的政权，也即是用民主的方式确认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那么这个民主政治模型便度过了一开始所必然带来的杂乱，无序，甚至社会倒退，而初步进入了成熟阶段，并将继续向前发展。

而这也是柏杨为何乐见当年囚禁自己的国民党重新执政的原因。他是幸运的，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经历了威权统治的万马齐喑，也迎来了民主选举的反复实验，最后能在民主初步开花结果的时候，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