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北门，短短的300米红地毯，被“两会”记者们认为是围堵部长要员们的最佳场所】

近来“两会”主题游+追星大会折腾，令人不得不想起08年美国大选的报道，脚踩在两个文化之间，很多共同性可以比较，也其中可以看出不同。

读了这两天网友的大量评论，看来追星大会说法真不为过。雷人的提案，刘翔等委员们的作秀，张晓梅委员的“妻子付丈夫工资”提案，陶然居老板的关闭网吧的提案，湖北省长的抢录音笔门，东森新闻台的提问，以及恰恰舞、鼓掌信号、每天都在广场打转的某位等等也是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很是和谐。

今天跟一朋辈吃饭，世界真是巧合。原来汶川地震中，北川堰塞湖垮塌传言那天，我们同在北川现场。回忆起地震一幕幕场景，宛如昨日。白驹过隙，一转就要进入第二个周年了。

近来与朋友讨论很多“两会”中同行们的辛苦，在大会堂北门入口短短的三百米红地毯，同行们人海战术，几十人团团围抱VIP们，一边工作人员催着VIP们赶紧走，一边外围的人群继续围上来，横冲直撞，实在危险。多跑几次两会后，大家总结出经验，真正的要员们走地下通道，部长级别要员们北门入场，而一般正门广场外出去的委员作秀成分居多，并不是格外重要的。

可是没办法，这是堵截VIP们最好的办法。温总报告后的那天，我在北门成功的堵截了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工信部长李毅中、中移动王建宙、统计局马建堂 等人。政协会第一天最炮火的是吉利的李书福，被媒体团团围住，最后央视直播，张泉灵举着话筒，李书福在人群中频频微笑点头，几分钟的画面为吉利做了无价的免费广告。

最让人无语的是，外围而上的一些记者，都认不出来里面要员，还大声问人姓名。围王建宙时候，就在他身旁，几家香港报纸包在我身后，问那是谁，滴声说 了后，他们大声说王建宙是谁。最让人失望的是，这周一建设、卫生、人社三部委的会议，媒体的提问水平让人实在失望。一个中国气象报的记者居然拿着话筒，自 言自语三四分钟，问建设部长，是否注意到气象的因素对建筑有影响，他的语气倒不像问问题，反而是教育领导，呵呵。

对于东森台对 重庆要员的提问，很是有意思。在新闻学院时候，PETER讲过历史上经典的几次提问，绘声绘色，让我现在依然难忘。一次是福斯特对话尼克松，彻底让他原形 毕露。还有一次，CBS 60分钟对话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问他为何要参选，难道就是因为家庭传统吗。可怜的家伙愣了几分钟，最后居然真的退出了竞选。

近来越来越跟朋辈感慨，财经媒体越来越专业化，周六央行四大金刚的会议、今天SAFE的会议，媒体提问的深刻和到位很值得学习。

这或许是媒体的命运，这个职业让人不得不这么做。也是种庆幸，严肃传媒中，大家越来越职业了。

近来与朋友们的接触，也很多想法。这个社会的浮躁本来可怕，朋辈们很希望能建立一块净土，国内严肃财经媒体的同行兢兢业业，深表佩服。虽然有不足，都在互相努力改善。记得汶川地震后，PETER说，『你要知道，你经历的是未来中国二十年三十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近年来看到的很多严肃媒体同行已经焕发出新的面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想到体制原因，很是不容易。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在这个喧嚣、急于求成的世界，简单、不加以判断、不加以逻辑思考，在自身知识面孤陋寡闻的前提下的去互相攻击实在太多，如果同行都不能互相尊重，不能互相包容，互相赞赏，不能指出错误，也足以看到走向杯具的命运。

柏林有点像北京，大大的城长长的路，拥有一半受过共产主义洗涤的建筑。提包的居民和背包的游客在一日百变的天气里一起暴走，恼人的大风在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里照常吹拂。
这些条件反射式的印象稀释了我对柏林的好感，但除此之外，在柏林旅行绝对是一种很奇异的经验。
提前安排的行程里，柏林墙、查理检查站、犹太人纪念碑纪念馆都是必去的景点。在古老欧洲的历史文化积淀中，这些现代的发明忝列其间，构成了柏林最醒目的 标记。任何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会花一些时间试图在大街小巷发现柏林各奔东西的痕迹，这些痕迹依然以各种形态留存在城市的纹路里。在柏林墙的旧地，在犹太 人生活的街区，在景点的介绍，在博物馆里的语音导览，在路边突然伫立的半边残破的建筑，在街角一簇纪念翻墙死难者的花丛。
此时的旅行就很难再 是简单的散心、观光或者猎奇。游客拿着地图、举起相机、吃着路边买来的香肠，但情绪里总会有一点慎重。尤其行走在犹太人纪念碑时，越往里走，两旁的石块越 来越高，人就会被棺木一样的石块所淹没，好像走进了众人的坟墓，你便会自然而然地低头，感到恐惧。置身于这样生动而可怖的情境，酷烈的历史扑面而来，很难 无动于衷。
即便不故意去拜访这些地点，你也会和这样的情绪不期而遇。二战已经成了柏林最“显赫”的身世，是这座城市最清晰的断代。每一座建筑都在讲述两个故事，一个战前，一个战后。
战后柏林的城市建筑无疑是围绕着重建而展开，建筑师们云集在这里，修复柏林。英国设计师福斯特负责帝国国会大厦的改造，曾经的纳粹国会纵火案现场如今成 了观光圣地，每天都有游客排长队进入参观，在玻璃穹顶俯瞰全城，德国人舒尔特斯则在旁边建造了新的总理府，弗里茨·迈恩哈特主持改造受损的柏林市政厅，总 统府、外交部等政府机构纷纷改建或搬迁，波茨坦广场被前卫的SONY CENTER盘踞，博物馆、纪念碑和纪念品商品也纷纷在战争遗迹的周边生长。
最著名的例子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落成于1895年的地标式建筑在1943年遭盟军轰炸，几成一片废墟，只剩下一座被掀掉屋顶的钟楼，20多年后的 重建设计竞赛引起了柏林人的反对，他们希望保留遗址，最后，胜出的设计师艾尔曼做出妥协，他的充满现代感的计划仅在残骸周围实施。但视觉冲突依然存在，因 此柏林人将周围的新教堂戏称为“粉盒”和“口红”。所幸的是，中间的旧钟楼依然高耸，它被改造成纪念馆，墙上的弹孔、断裂的楼梯、破碎的窗户、掉落的耶稣 像一一陈设，塔楼大铜钟的时针和分针也永远停留在炮弹爆炸的那一刻。展览前言第一段就写道：“这不是一座博物馆，它是一个纪念、沉思与训诫的地方。”
或许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伤口的柏林并不苦大仇深，因为两个故事总是同时被讲述，一个关于毁灭，一个关于重生。
几日的游览，得出如此壮烈的结论，太过草率。但对于那些每天在柏林过活的人们来说，恐怕这样的感受已经潜入日常起居，成为习惯，作为现代生活的前史。每 一次为游人指路，每一次回答“柏林墙在哪里”，每一次从某处残垣走过，每一次翻开旧照片，甚至每一次交谈每一次自我介绍，他们都会潜意识般地落入二战的时 空坐标，它结构了他们的记忆，于是，作为伤口的柏林与柏林人，便会自觉地记住，不自觉地忘不掉。
二战、种族隔离的伤疤就袒露在这里，被包扎，不痊愈。
这就是柏林特别的地方，在欢愉的同时保持严肃，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后望。对柏林来说，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市区的井盖上就只会刻着勃兰登堡门、电视 塔等等正大光明的符号，但这座城市的伤却那么让人过目不忘。如果“爱”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主题，那么柏林却一再地提醒：我们曾经仇深似海。
当然，柏林也有国际大都市的风华绝代，但那些都是在全球化的年代里司空见惯的风景，如果你心血来潮想要舔抵现代人类的那处伤口，欢迎去柏林。

孤身一人的我并没有料到爱情来到我的身边。

又一个月，借着之前积累的人脉，我到了地产公司。上班第一天，直属部门经理告诉我，必须清楚一点，想象是地产从业人员的基本功。尽管在报社已经知晓写稿的基本功就是联想，但大老板的话还是让我一时间消化不了。我心里不清楚想象的经纬度是多大，我更不清楚想象的根源在哪里。

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我一直为想象的根源发愁，我心里坚持想象是具体的、是生动的，然而我在找寻的时候却难以捋到想象的脉搏。有一天，许焱告诉我，想象就是爱情中的暗恋，你喜欢她，你追求她，而你只能向往她。

许焱是我打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并没有出生入死的真实记忆，许焱给人的印象很土，衣着很土，发型很土，语言也很土。由于我们长时间腻在一起，慢慢地有了可谓纯洁的友谊。

只是许焱一次又一次告诉我，友谊从来没有纯洁的，纯洁的只有爱情。

土包子也能生产纯洁的词组。

原本我以为爱情之于许焱是外来之物，自从他定义纯洁的只有爱情以后，我对这个土包子顿生敬仰之情。

大学毕业后，我就和许焱一起流窜来到这座城市。许焱的生活完全隔离于我存在，只有那句至理名言随时随着我的情感波动出现。

眼看着地产利润之火席卷全国，我的大老板也通过在市政府的关系用外界都难以想象的价格拿到了千余亩地。一时间公司上下对大老板无限崇敬起来，就像当年我对许焱这个土包子的崇拜一样，况且大老板比许焱更令人敬畏的地方在于钱。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三月开春，iColumn也迎来了新气象。

这次网站做了一个小改版。将作者的归类重新设置。不知不觉，iColumn创办至今近三年，已经先后有80余名作者在这里贡献他们的文字图片，分享他们的经历。不过由于大家的行程变迁，有一些朋友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有必要进行一次重新的分类。

这次的分类，将作者分为三类，一类是最近写得比较多的作者，即Active Contributors, 一类是新加入的朋友，即New Contributors, 还有一类是老朋友了，他们都在世界各地继续地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偶尔还会回来看看，或许看久了又会焕发重新书写的兴趣。

iColumn马上将在5月底迎来三周年的纪念，光阴飞纵，现在的世界，和当时创办iColumn时的语境已大有不同。回头翻翻旧帖，是我们审视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式。

iColumn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这个大家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右边栏找到加入的图标，给我留言即可。

再次向新老朋友致谢。

功夫茶

IColumn 爱专栏

在英国，没有每年一度的全国性人民代表大会。因为议会几乎每天都在开。

翻开英国报纸，你随时可以看到“MP”这个字眼。从报道上看，他们一般都很神气，甚至比政府部门的大臣（Secretary）还舒坦，因为大臣们整天要受这些MP的问责。MP是“Members of Parliament”的缩写，也就是议员，在英国特指民选出来的下院议员。。整个联合王国只有646个MP，从全国划分的646个选区选出，每5年选一次，和大选一起举行。

英国的议会分上院（House of Lord）和下院(House of Common)，上院议员虽然比下院多（712人），但却没有实际的权力，基本是一个摆设。所以权力都集中在下院。

MP最大的权力在于，他们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立法权。大小法律，由政府提案后，要由MP表决通过，才能提请女王执行程序式的批准，成为国家法律。而在平时，几乎每个工作日，MP都可以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大厅里，听取政府各部门的述职，并加以问责讨论。碰到大事或者有必要的主题，还要召开专门的讨论会进行研讨。

由于MP通常来自各党派，即使第一大党往往也只占据50%左右的议席，其他由实力较强的第二、三大党再分割一大部分，再包括其他小党和独立派的MP，组成整个议会。以这届议会为例，来自执政党工党的MP，共355人，占55%，最大的在野党保守党有198人，占31%，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有62人，占10%，其他席位分散给7、8个小党派。这样的结构，使反对党的实力在议会里虽然不占优势，但也非常强大。因而在对执政党政府部门的问责上，经常火药味较浓。

有意思的是，威斯敏斯特的下院议会大厅布置上，也体现出对这种敌对式问责的鼓励。大厅中间，有一个较高的座位，类似于皇帝的宝座，属于议长（The Speaker），他是由议员投票选出的，主持会议秩序的人。他的下面有三个戴法官假发的书记员，也坐在中间。在书记员右手边的整片区域，是政府及其党派的MP的位置，所有的反对党都坐在书记员左手边的位置，也就是和政府成员刚好面对面，他们的中间隔着一张巨大的长方形桌子，摆设话筒等设备。这样的氛围，很适合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发言述职的政府官员，和准备好弹药要重点开炮的反对党MP（通常是反对党的核心人物），都坐在靠这张长方形桌子两边的第一排座椅，方便对答。这些人也因之有了一个名称，叫Front Bencher，也就是“坐在第一排的人”。相对应的，坐在后排的，就叫Back Bencher了。他们通常是一些连续多次当选，却不怎么出风头的议员，但议长往往却从这些Back Bencher 选出，因为他们最能保持中立。

基本上，各个政府部门的大臣都会轮番被要求来被“修理”一番，这种修理叫做Scrutiny，也就是细细检查的意思。通常由他们先做一个报告，然后MP们就会开始发问，反对党的大多挑刺，同一个党派的有时也会发问。政府大臣就需要有强大的挡箭牌和反击力，才不会处于下风。

MP们有权选择任一个议题参与问责，但他们的问题一般要在两周前提交给议会办公室，由办公室通过抽签进行排序，供大臣们略做准备。但议长也经常允许即席发挥，想发言的MP在一个人发言完毕后，就抢着站立起身，引发议长的注意，经议长点名后就可发言。问责进行得很连贯，一个接一个议题，往往前一位刚谈完社会福利，后一位就开始谈阿富汗战争了。感兴趣的MP就留下来继续，不感兴趣地就回他们办公室了。有趣的是，如果所有MP都来开会的话，会场是坐不下的——只有437个座位，还有200多人得在旁边站着。这想想都有点滑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连个椅子都没有？其实这是来自丘吉尔的提议，他希望制造紧凑热烈的气氛。

一天的问责从早上9点开始，通常进行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休息。要当政府的官员，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连首相布朗，也是每周三中午12点固定来接受一次问询，通常进行一个小时左右。反对党的领袖和部属一般利用这个时间对他进行猛烈开火。

回答一般需要简短有力，讲得太长，议长会打断你。而且要有理有据，还要不忘反击一下对方。在议会里靠的就是好口才和应变能力。布朗的口才就不错，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不过整个过程是非常礼貌的，政府官员称呼他的闻询者也有讲究，如果是来自本党的，他就说My Honorable Friend（我尊敬的朋友），如果是反对党的，他就说This Honorable Gentleman(这位尊敬的绅士)，但往往后面带的是凶猛的攻击，使这些礼貌的称呼听起来似乎有点伪善。

更关键的是，这些问责和辩论，是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皮底下的。世界各国的人民，只要能到伦敦来，无需任何证件，都可以从议会的公众入口进入，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到议会大厅旁听这些辩论。他们坐在高台之上，不会对辩论形成干扰，可以自由退场。BBC有一个电视台，专门播放议会讨论的录像，使全国人民在家里都能看到这剑拔弩张的局面。即使你听不清楚也没关系，议会有一个叫Hansard的数据库，前一天的辩论内容，每字每句，第二天就上网了，全世界的人们只要一点鼠标，谁说了什么都一清二楚，白纸黑字。这样的透明度让人咋舌。

和游客亲密合影的议会卫兵

为什么不需要保密呢？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开放，“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一切都应该是接受监督和应该被知情的。是否自在人心，人民的选票就是公论。通过这一场场辩论，政治人物的面目和性格都更加立体，他们的纲领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的论证是否令人信服，都在议会这舞台上一览无遗。所以令人担心的谩骂不会出现，因为谩骂是最没有说服力的言辞。

而MP们，也不是高高在上，同样要接受监督。比如最近闹得很凶的MP补贴事件，过去几年里部分MP多报销了费用，现在通通要追缴。MP的开支如果过高，要被社会舆论谴责，同时在议会里召开专题讨论，形成议案商量如何缩减。

每一个MP，在地方都要显示得无比亲民，这样他们才能保住地位。从他们当选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心中便在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任意的社区网站或者政府网站，你都很轻易能找到MP的联系方式，有什么大小问题都直接可以和他联系。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成为他在会上向政府官员们开火的弹药。

通过这样的网络组织，整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和监督机构便和民众紧密结合起来了。

筹划的寻人海报设计由任强亲自操刀，文案是我在酒后写就的。另外几名同学则提早走出通宵打游戏的网吧，凌晨4点开始在学校东西两个院落内张贴行动海报。

天亮后，正在做梦的我被推醒，校园内已开始热议“希望最美·有梦相随”这项自发的带有目的性的行动。

任强设计了几款不同风格的海报，最后在我们一致要求下保留了白色背景蓝色色块那张，硕大的鸟占据了海报近一半篇幅，海报顶端是超粗黑字体“希望最美·有梦相随”，白色的鸟站立在蓝色色块内一个巨型镜头上，镜头内是坐在自习室任强后排的那位姑娘。

“你在哪里？你还好吗？

我在这里，我在找你。

我见过你，见过你的眼睛；

我认识你，认识你的背影；

我想见到你，在以后可能不再相见的岁月；

我想认识你，在以后可能不再认识的光阴；

希望最美，在最后的日子；

有梦相随，在以后的时光；

——找的就是你。

拿起相机，留下可能遇到的你、我、他；

站在身边，拍下不能再相遇的你、我、他；

这是最后的日子，这是最美的时光；

——我要找到你。”

毕业了，我们没能找到那位姑娘。多方打听的消息是那位姑娘毕业前一年就去了日本，任强很崩溃，唯一欣慰的是知道了那位姑娘是的名字，叫做滕优优。

任强的失落伴随着毕业歌离开了我们，周围的我们没有空余精力打听任强的情感生活。一方面，多数人的情感都因毕业破碎，逃的逃，离的离；另一方面，脚步迈入社会的现实压迫感令每个人已经没有心思考虑吃饭以外的事情，生存让愚蠢和无知滚蛋。

任强在毕业典礼前一天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名为海大的广告公司做创意设计。当晚第N次离别兼庆祝饭局上，任强和他即将就职的海大广告公司成为我们取笑羞辱的对象，海大怎么听怎么像在青岛的那所国字头大学，并且海大这个名字没有丁点儿创意的感觉。任强却把面试时未来同事的叙述告诉我们，海大这个名字是公司经理于涛的隐痛，生在青岛大海边的于涛居住的地方就在大学路上，至今大学路上依然没有大学，只有一所大学路小学，于涛最高的学历就是小学毕业。

后来，于涛先后做过建筑工人、收过废品，非典时倒卖药材赚了第一桶金。经过十几年打拼，于涛内心涌动，非常希望填平小时候的忧伤，在这座远离青岛的内陆城市成立了海大广告公司。其实，最早的名字叫做大海广告公司，于涛是希望以此向出生地青岛致敬的，最后注册时于涛心想，与其向城市致敬不如向自己致敬，大海重点突出了海，海大重点强调了大，并且海大也是大学的简称，没上过大学也可以这样自慰嘛！

酒瓶横七竖八躺在桌面上，已有不胜酒力的同学钻到了桌子底下，酒水流出酒瓶沿着桌布滴到桌子底下同学的嘴里，边回味着边说“大海啊，你他妈的真大”。

任强也有些倦意，眉宇间红的发紫，回口说“不是大海，是海大”。

这晚，成为在学校的最后一次饭局演出。

毕业典礼。学士服套在身上后，原先的不及格、补考统统被扼杀了。有同学说学士服就是道士服，不及格、补考等过去的噩梦就是大鬼小鬼，今天让我们舞动利剑，遇鬼杀鬼，遇佛杀佛，坚决替天行道。

在我们举着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在艳阳下遇鬼杀鬼时，有一位同学因为没能穿上道士服痛不欲生，最后从2号实验楼顶层做了一次自由落地试验——自杀了。

流传的版本是自杀的同学最后大学英语四级未通过，学校拒绝提供学位证书，在与校方交涉后，一个伤心的幽灵在满园道士的欢乐中出现了。

数千道士的欢乐被一个幽灵的忧伤打败了，学校毕业生自发倡议停止喝酒，以祭奠死去的同学。

离开学校那天，同学们帮我把七大袋行李抬上公共汽车，上车后我群发短信给他们——“再见”。

唯有决绝地用再见表达祝愿，尽管再见也带有再次相见的含义，可是心里分明有隐隐的痛楚和无法再相见的诀别。

在家经过长达十天的无所事事后，我去了一家报社上班。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根据政府部门的会议稿件整理成通讯新闻稿，随后刊发在第二天报纸的版面上。

期间，从政府相关部门正式会议和一些小型内部会议上，我看到光荣正确伟大背后的民间情态；而民间从第二天报纸上却几乎看不到他们自己真正的生活节奏。

几个月后，由于资金周转不灵报社面临调整的尴尬，我那会儿才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威力。于是，在心里我耍了一下小聪明，未等报社宣布解散，我就收拾东西离开那个租赁的仓库。离开之前，我曾设想过类似西方公司职员抱着纸箱离职的潇洒或是悲壮，真正到我说再见的时候，我却是程式化到总编室、财务处、人力资源处签字盖章，然后回到座位上把电脑硬盘格式化。

我必须彻底格式化掉那七个月，再见。

离开报社一个月，以商业经营为概念的报社悄悄在报摊消失。

那一天，我到超市买了一打啤酒，喝的烂醉，以此祭奠第一个东家的夭折。

修房子这事儿总是比盖房子费些心思，由于房子框架已定不便做伤筋动骨的结构性调整，这也就决定了不是谁家姑娘都能在有朝一日变成范冰冰。不过，人们心里爱美貌、慕虚荣的比较选择倾向永远汩汩在动，于是，要么依葫芦画瓢，要么照猫画虎。

几个月后的良辰吉日，妹妹就要从美国归来仓促结婚，这可忙坏了姑父和姑姑。他们商量后决定把客厅外扩，占用天井的空间扩充房间的尺度，让客厅变大，让卧室变小。

姑父说现在流行低碳环保，外扩的客厅准备用钢化玻璃替代原来的钢筋水泥砖块油漆，这样就可以阳光打在脸上，氧气吸入肺里。姑父并没有细致考量建材的污染系数，他感觉在小沈阳王小利接连敞亮的时代，把墙拆除让光亮进来可以更好地反映乡村爱情故事；最关键的是，姑父认定用钢化玻璃替代原先添砖加瓦的房屋改造是在做减法，省时又省力，省钱又省心。

若不是姑父修房的事情，我将一直被低碳困扰：虽然耳根子都被低碳磨出茧了，但是仍然不清楚低碳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必说低碳有哪些标准。

其实，姑父扩建房子也没有直接把低碳的含义和标准告诉我，我只是从这件事情里悟出了一个道理：低碳首先是一种概念。纵观姑父修房的过程，除了随口提到的流行低碳环保，再也找不到与低碳环保相关的严密逻辑；即使这样，却也造就了一种亲身践行低碳环保的假象。

当低碳还处在呼喊口号的概念阶段时，它就与低保一样尚不具备成为温暖生活的实力，人们对它也缺少信心和热忱，更不会对低碳在房地产行业能发挥几分作用有所期待。低碳甚至成为转嫁到购房者身上的一个成本砝码，用做减法的形式做加法：一个较为危险的可能是，低碳会成为地方政府联动开发商继续拉升房价的概念和噱头，未用低碳产品，已造高端价位。

心理学家说，如果你想从人们嘴里听到他们的生活是一团糟，那么你只需在一个雨天去询问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可见，阴雨天总会影响人们快乐的情绪。所以，低碳理应从口号概念的呼喊回归到具体标准的实践。毕竟在现阶段，低碳的口号式流行并没有真正切入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低碳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起到了转移人们对高涨房价、隐性通胀担忧的注意力。

低碳在还是一种情趣时，却已经泛滥成一种情绪，它试图瞬间完成规定时间以外的各类指标动作。所以，低碳情绪泛滥对中国房地产甚至整个中国经济未必是快乐的事情，让它先在小范围流行反而比在大范围扩散更环保、更低碳。

因为，低碳似乎有了很多标准，又似乎还没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