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元史，对于元代的脱脱仍然心存尊敬，这个人大概是历史上少有的全能选手之一，作为帝国的右相，他的政策颇负进取之心，不仅扭转了前任丞相伯颜由于推崇蒙古人和蒙古制度、对于正规官僚机构造成的破坏，还重开了科举制，兴修水利，试图恢复和发展农业。这些展现了他的行政能力。

与此同时，他还主持编纂了三部史书，《宋史》《辽史》《金史》，这三部史书都位列二十五史，表现了他的文化能力。

最后，当元末农民起义（或许不能叫农民起义，而应该算军阀混战）肆虐的时候，脱脱还组织了有效的军事体系，并率兵打了几个胜仗，如果不是他被强行解职，大概是有可能扑灭反朝廷的张士诚的军队的。这又展现了他是个军事天才。

于是，人们评价，如果不是罢免脱脱，也许元朝不会立即灭亡，或许还可以拖上一段时间。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脱脱之前，元代虽不稳固，但没有出现失控。偏偏是在脱脱任上，各地的军阀群起，武装冲突不断，造成了元帝国彻底的倾颓。

一方面大家都承认他的有为和能力，另一方面，在他执政时期，元代社会却突然间乱了套。这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这就要讲到脱脱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政策，简单地说，他试图利用政府花钱的方法来控制和指导经济、扭转经济。

还有一点奇特之处，由于当时的政府和现代政府一样拥有纸币发行权，就让元代的经济刺激政策明显区别于中国别的朝代，带上了独有的特征。它使政府手中不再缺钱，可以任意印发纸钞，再用这些纸钞用来进行经济刺激。脱脱为了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恰好就是这么干的。

他的经济方法颇类似于当今政府采取的凯恩斯式的经济方案。与今天一样，这套理论看上去非常吸引人，但在实行上，最终却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显性的就是通货膨胀，之后，经济崩溃也造成了元朝的崩溃。

由于当前“四万亿”已经成了表示恶性经济刺激的专有名词，不妨把脱脱的经济政策叫做“元末的四万亿”。

忽必烈的遗产：孱弱的社会经济

与其他朝代相比，元代的政府财政无疑是孱弱的。这表现在：

1、 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前，对于行政管理经验非常缺乏，因此，为了组织起一个有效的政府破费周折。比如，以税收而论，如果要有稳定的税收，必须有良好的征税机制。从窝阔台大汗时候起，蒙古人就试图在中原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机构，但这项措施屡屡受到军事主义的侵蚀，一旦打仗缺钱，大汗们首先想到的是强行征税，或者把税收包干给某个中亚的能人，让这个能人拿着皮鞭带着武装强行征税，这就破坏了税收的长久性。

2、 到底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还是实行中国人的官僚制？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总是朝三暮四，基本上这个皇帝愿意采纳中原统治方式，下一个皇帝立即决定恢复蒙古文化，而到了后期，元帝国的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这就决定了每次都是刚刚建立起制度，马上又遭到了破坏甚至废除，缺乏长期性。

3、 第一个称元帝的忽必烈穷兵黩武、大建豪宅，已经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为了武功，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税收不说，他还数次征调过纸钞准备金。所谓准备金，指的是：在当时，政府如果发行纸钞，就必须有真金白银做后盾，当人民手中拿着纸钞的时候，他必须能够随时找地方把纸钞换成铜钱或银子，否则，就没有人敢用纸钞，那毕竟只是一张纸。那些为了随时兑换而准备的铜钱和银子就是准备金，这部分钱是不能随便挪用的。但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战争多次挪用过准备金，这就减少了纸钞的可信性，最终造成纸钞的贬值和通货膨胀。忽必烈征调纸钞准备金的做法给后代留下了启发，仿佛凭空创造了钞票，到了脱脱，发现纸钞很神奇，于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另外，政府专卖权也造成了垄断经济的危害，这就如同现在的国有企业了，不详谈。

4、 最终，元世祖没有留下稳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到成宗铁穆耳时代，经济有所恢复。但成宗一死，几个在位不长的皇帝导致的是经济更加糟糕。总之，元朝之所以缺乏如汉文景、唐太宗那样的盛世，与元代第一个皇帝（不算未改朝的那几个）世祖的财政、经济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到了元代的末帝元顺帝时期，这一切的弊端都被继承了下来。脱脱为相后，有心改变这样孱弱的局面，试图通过政府的手段建立起一次中兴。

脱脱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下面这几个方面看上去都是不错的，基础性的：

1、 元代大都在北方无法自给自足，因此，粮食运输始终是个大问题，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后，不久就由于淤塞问题，不得不开辟新航线，最终，元代开始利用海运解决粮运问题，脱脱为了保证粮运，这是帝国的基础，开凿了从大海到北京的水运系统，以失败告终。但无疑，他是有眼光的，如果不解决粮食问题，元大都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后来黄河泛滥和武装割据时期，元的漕运和海运都中断了（开始没有完全中断，但越来越不可靠，最后消失），大都的经济也就死了。

2、 清理吏治，发展经济，救灾。当时恰好处于灾难的高发年。恰好又碰上了黄河的泛滥，因此，治理黄河成了必须。脱脱于是组织人们治理黄河。

3、 脱脱的第二个任期，为了发展北方的稻米种植，还专门从南方请熟练稻农来，教给北方人种植稻米。

4、 为了维稳，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系统。

总之，加强基础建设、经济指导和军事维稳就成了当时推出的庞大“四万亿”的主要途径。当时政府是否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即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我们还不敢确定，但他们肯定是相信：一旦政府出手进行刺激、控制和指导，就马上可以让问题好转。

刺激计划的大漏洞：印钞票

然而，好想法没有带来好结果。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上述一切有一个致命的漏洞。这些项目最终都是要花钱的，对于元代入不敷出的国库来说，又如何承担得起这些工程？说白了，政府如何来筹钱？

对于一个中世纪的政府来说，筹钱始终是个大问题，由于货币是金属的，具有稀缺性，即便是一个皇帝，如果国库没有钱，也无法增加开支，更无法实行野心勃勃的计划。

但前面已经讲了，元代有一个类似于现代的金融秘诀，就是纸钞。从宋代到金代，中国社会都有纸钞，这种创新的形式为政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元朝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这个好点子。于是，脱脱找到了筹钱的窍门。

总的来说，脱脱筹钱的两个途径：

1、 传统途径：加强国有企业，也就是盐、茶的专卖，以及增加农业和商业税，但这些项目大部分已经被前面的政府榨干了，所以没什么特别之处。

2、 新发展途径：打开印钞机，加印钞票。脱脱在1350年代两次大规模开动印钞机，用纸钞支付工人、士兵的工资，以及用纸币进行采购。同时，最致命的一点，这些纸钞都是没有准备金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钞票拿去兑换金属货币，会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金属货币可以兑换。在法兰西波旁时代，约翰劳曾经制造了早期的纸钞实验，以钞票贬得一文不值为结束，而中国的纸钞实验进行得更早，并且无一不以悲剧告终，从宋朝的交子到金代，到元代，每一次纸钞的发行在最初依靠国家信誉都能够稳定，但随着政府财政动机越来越强烈，最终都以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告终。甚至到了民国末年，也保持了这个优良传统。我们现在是否摆脱，还很难说，只能说，手段更隐蔽罢了。但一旦采用积极财政手段，马上开始多发钞票，这一点和古代是一致的。

后果：恶性通胀和经济扭曲

脱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两个结果：

1， 恶性的通胀，发给人们的纸钞一再贬值，最后成了废纸，金融秩序乱套，是人们对政权丧失信心的最关键因素。

2， 大量的工程挤占了太多的劳动力，去修黄河运河的人很多，而参加维稳的人实际上也脱离了劳动，不再创造产品，于是种地的人少了，粮食减产，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同时，来了天灾，村庄的人手不足，抵御能力也下降了。

宣判脱脱依靠政府发钞花钱刺激经济的措施走到尽头的，是无情的军事动乱。随着黄河的决口，以及经济秩序紊乱带来的民不聊生，山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先后叛乱。脱脱也在征讨时被罢相。

他罢相后，元代就已经瓦解了，南方各个小政府纷纷独立，再也不听话了。帝国皇帝的政令再也无法到达长江以南，在北方，也仅仅被限制在京郊地区。十几年后，元代灭亡。我们不能说脱脱导致了元代的灭亡，对于他来说，元晚期已经注定是个悲剧，灭亡不可避免，但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却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脱脱的例子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政府往往会大手大脚花钱，大手大脚花钱导致它必须尽可能地捞钱，尽可能地捞钱最简单的方法时加税和印发纸钞，并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朝代中期，导致的是经济抑制和社会衰落，如果发生在朝代末期，就是直接的崩溃。这些与个人的人格和人品都是无关的。我对于脱脱个人的人品仍然保持好感。

但我更感觉奇妙的是，脱脱当年走的路正好是我们现在走的路，连印钞票都干得一样漂亮。

一个多月以前，一位女人带着儿女子孙共计十二人从台湾到山东，在青岛游览观光后根据丈夫留下的地址回到寿光，回到丈夫少小离开的血脉起源之地。此前几年，她的丈夫经不起岁月沧桑已经离世，而她和儿女子孙却从未见过丈夫出生的那片土地。

二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借两岸松动之际重返故乡，或许那时他们的孩子才知道他们在远方还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乡。后来，她的丈夫死去，她的孙辈也已长成，对远土故乡的怀念也成了只是名义上的存在。也许她的丈夫曾有临终嘱托，也许她的子辈和孙辈对远土充满好奇，他们终于到了山东，第一次走近血源之地。

在她丈夫的出生地，数十年不曾离开这片土地的“同乡”对这位女人充满敬意——作为一位台湾女人，她在时空流转几十年后带着子孙在农历六月六这天回到丈夫的故乡上坟祭祖附着的知书达理、人世感情似乎超越了普通女子所能到达的范围，尤其是因为六月六上坟祭祖仍然属于地方习俗。

幸好他们现在来了，否则寿光等诸多县级政府正在主导的迁村并点很有可能破坏他们仅存的乡土地址。一方面，迁村并点作为一种计量系数的城市化已经变成许多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招牌动作，招商引资出让土地获取财政收入都是在城市化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对乡村的局部而言，它们又希望尽快与城市实现量化的对等，乡村人的心理预期被地方政府的需求无成本购买，就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地方性发展规划的条文。这些变化看上去表象平静毫无波澜，实际上，对生活形态、对民间记忆由内而外的伤害已经发生。

乡村的存在基础在于散落里带有的集中，悠闲里带有的忙碌，年轮里带有的季节，自我保护里带有的对外接纳，世故里带有的人情。

乡村有其发展的节奏，所以迁村并点的问题并不在于城市化，而在于极有可能出现的畸形城市化造成的大量边缘地带。畸形的边缘地带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更不是城乡结合部，与所有的夹心层一样，它们的存在就变成固定不变的二选一：要么被城市的生活节奏挫伤，要么去挫伤生活节奏正常的乡村。

相比对岸首次造访故乡的那些母子儿孙，长期在固定土地生活的我们却在随着盲目城市化的进程逐渐盲目走失。一行十二人所经历的岁月没有完全剥夺他们找寻旧情找寻旧物的权力，而当我们鬓毛斑白重返故乡时似乎很难像他们这般幸福，我们揣着的满腹乡愁将无法协助我们识别故乡的云。

在乡土还没有消失的时候，让我们像接近爱、希望和梦想那样去靠近它、了解它、保护它。唯有这样，我们和未来相遇的时候，才不会只知道故乡仅仅是存在的曾经。

各大网站、报纸又兴奋了一次，纷纷把温的讲话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事源于温到深圳的讲话，其中提到了政改，话说得很狠。“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我看见在网上有人已经把这段话一个字一个字分解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隐含意义，最后，这个人得出了欢欣鼓舞的结论，并再次为讲话鼓掌。

但我担心，这次的讲话不过又是一次狼来了。

为了说明我的担心，不妨从我的一次道听途说开始。

和一位朋友聊天时，提到了他的研究领域：教育制度。于是不由自主转到了最近火热的一项改革：教改。我对于如何改本身不甚了解，却对教改背后的花絮感兴趣。我问这次的教改结果会怎样时，他摇了摇头，说，基本上没戏。

按照他的说法，温对于教改极端重视，把它提高到了政绩的高度，认为本届政府如果还能做点实事的话，教改是其中之一，或许还是最大的那件。

在温的推动下，教改最初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也勾起了外界巨大的希望。

但在外界充满希望的同时，教育界内部人却都心照不宣：在方案还没有推出来，实际上改革已经失败了。与初稿的高调不同，在一次次的修改稿件中，为了平衡各方利益，为了不触动根本的宪法问题，所有重要的条款都一一拿掉了。最终的稿子推出时，是一个不疼不痒无关全局的糊弄稿。“大家都知道没法改，只不过他在那儿唱高调，只能配合一下。”

这个可悲的人还站在前台摇旗呐喊的时候，底下人早已经宣布他的失败了。这就是教改未动先衰的结局。

至于其他的改革，和教改的下场是一样的。即便上面有心，下面也已经无力了。

这不是说下面的就是坏人，不是的，下面每一个人都可能怀着一定的理想，但他们更懂得自己的能力范围在哪里，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没有可能行动。一个僵化的机体想推出改革是不现实的。所以，最终只有那个皇帝还在裸身而行。

对于温，有两种判断，一种认为他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另一种认为他是在作秀。

第一种不用解释，我也比较赞同这第一种。

但我也可以理解第二种。

认为他作秀的人，是因为他曾经、现在、一直给我们很大的希望，他曾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也曾经废除了农业税，一次次视察灾情，于是大家认为他是个好人。但他又一次次给出承诺，却一次次不兑现。这时，大家再一回想，发现它以前所做的不过是讨巧，比如农业税问题，不是说废除农业税不好，而是说它太容易做到了，不应该把它提到太高的位置上，说什么第一次啥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人已经废除过农业税，比如，汉朝文景时期，因为那时候财政宽松，但一旦财政吃紧，最后又都恢复了。温废除农业税和财政宽松的大背景有关，和他本人努力地关系不大，所以属于讨巧。

他所干的事情都可以归结为讨巧，一旦费力气的，就开始耍花样了。比如，拆迁当中一次次的血案，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已经黑社会化了，为了拆迁带来的土地利益，打人杀人无所不干，温肯定知道，但他绝不提废除，为什么？因为财政不允许，这件事无法讨巧。

所以，我赞成温本人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同时，也理解第二种对他的看法。不过，我更倾向于把他的悲剧归结为他的软弱，而不是他故意演戏。

他的话往往代表了他所想，他也真心想去干，可一旦无法讨巧，他就退缩了，只留下了他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当成是牢骚）陪伴着那没干完的半拉子事儿。

我更愿意写我的仓鼠，不愿意写哭狼的人。

由于闲着无聊，我买了一对仓鼠，一公一母。

昨天，把他们放出来遛弯时，母仓鼠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回笼后就精神萎靡，我把她放到了另一个小笼子里让它恢复，今早，却发现她已经死了。

埋掉了母仓鼠，担心公仓鼠寂寞，我特意又为他去买了一只小母仓鼠。把他们放在了一起。公仓鼠表现得很绅士，不停地闻小母仓鼠的屁股，和她调情，一旦小母仓鼠不耐烦要咬他，就连忙翻过身来任凭她咬。我以为他已经把死去的母仓鼠忘掉了。

谁知，到了晚上，我把母仓鼠在那儿死去的小笼子放了进去，小笼子上还带着母仓鼠的气味，公仓鼠突然疯狂了，他不停地用前爪刨着小笼子里的刨花，仿佛要寻找以前的伙伴。以前，他和母仓鼠总是钻到刨花里藏起来睡觉，而现在，母仓鼠已经不在那儿了。

后来，公仓鼠又从小笼子里跳出来，嘴巴里衔着刨花，四处飞跑，一会儿也不安生。新来的小母仓鼠好奇地看着他四处乱钻，甚至有几次，他还踩到了新伙伴，却毫不在乎。

我不能完全理解仓鼠动作的涵义，却明显感觉到他在为以前的同伴着急。母仓鼠死后，我甚至没有让他看一看她的尸体。伙伴哪儿去了？这也许对他永远是个谜。

那只死去的母仓鼠已经学会了把前爪抱在胸前，用两条后腿走路，一步一挪煞是好看，能走好远不趴下。

公仓鼠只要我一伸手，他就往我的手上凑，或者钻进手掌心，或者用前爪如同打拳击一般敲打我的手，一旦我动手，他立马把身子翻过来。在养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仓鼠这么聪明。

我刚开始打这些字时，公仓鼠还在不停地刨着笼子里的刨花，现在，他疲惫地在小笼子里睡着了。我悄悄把小母仓鼠也放进了小笼子，从此以后，他必须学会和新伙伴在一起。

24日，李荣融正式卸任国资委主任一职，去向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同日，出生于1955年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出任主任，正式掌舵国务院国资委，成为国资委“第二代掌门人。”

李荣融于1944年1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上海市人，1968年7月参加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从1968年7月，李荣融从江苏省无锡油泵油嘴厂工人做起，历任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和厂长。1986年8月，李荣融调任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此后，李荣融浸淫经贸委十年，期间的历练锻造了李荣融对国企改革有相当明晰的思路和宏观把握力。

1992 年 6月，李荣融奉调国务院生产办公室计划局，此部门即国家经贸委的前身。1998 年国务院机构大改革。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李荣融由经贸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但一年之后，他回到经贸委，出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3年国资委成立，李荣融成为国资委第一任主任，对李荣融而言，由主导国企改革的前经贸委主任执掌新国资委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李荣融是有备而来的，是来“啃难啃的骨头。”因为在2002 年年底，李荣融就在题为“13年来国企改革和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报告中称：“国有企业改革20多年来，能改、改好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事实上，作为国内众多央企的“老板”， 自李荣融执掌国资委6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央企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央企的资产也实现了增值保值。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21.0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5%。2009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12.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4%；实现利润总额8151.2亿元，比上年增长17.1%。2006年起，中央企业开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三年来已累计上缴1371亿元。

有央企内部人士透露,李荣融入主国资委7年让央企都有了危机感和市场感，一些来自国资委的业绩要求让央企时时都在努力，不敢怠懈。

李荣融有自己的独特想法，意志坚定，几无“文牍主义”作风，比如，在2010年初，为缓解居高不下的楼价，“婆婆”国资铁腕频出：出台“央企退出令”，限定一些央企在指定时间退出地王拍卖。

做强做大央企一直是李荣融的梦想，但是，笃信“国企强则国强”的李荣融一直备受物议。

从山西煤炭行业大整合、中粮入股蒙牛，到2010年初“央企地王”的频现，坊间一直对“共和国长子”的央企声声叹息，自然，身为“国企老板”的李荣融也被人指责“太倚重央企，民企成长空间狭小”。

2009年底4万亿巨投的“国进民退”更是把央企和央企“当家人”李荣融推向了风口浪尖。

甚至在在李荣融卸任的前几天，即8月19日，李荣融在出席由16家央企联合发起的“央企电动车产业联盟”的仪式上也一直强调“电动车国家队的主要任务是整合资源，全面提升我国电动车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全球竞争力，不会造成国进民退”。

中国改革可谓波澜壮阔，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李荣融掌舵国资委7年之久所带来的图景是“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还是“有进有退”，或许现在还难以盖棺而论，但是有一点，国资委和“当家人”李荣融无疑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画卷上占据重要地位，褒贬当由后人评说。

我的朋友任强到文化部门做图书管理员之前曾经在计划生育办公室做过一段时间怀孕、避孕、甚至宫外孕的统计工作。有一年热气腾腾的夏日中午，我问他所做的统计数据准确吗？任强指了指摊在桌子上的一堆堆不同式样的报表，不屑地对我说：极少有漏网之鱼。见我仍有疑惑，他又给我讲了一些计划生育那些冷冰冰的统计数据背后更冷酷更无情的事情。

对统计这样的枯燥之事，我向来深信不疑。尽管脑子里也会短暂飘过数据弄虚作假的怀疑，可是我曾经做过盘点打孔这样的体力统计活儿，深知统计的工作人员起初可能会有稍许心理抵抗，慢慢就会彻底顺从统计这项机械运动的惯性。

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样的公共事务上，统计是自下而上的，一层一层涵盖了社会整个角落，也就避免了样本取样可能出现的偏差；而大批像任强一样专业的基层工作者又进一步保证了统计数字的可靠。

当然，计划生育范围内的统计仍然是精确统计的个例，到了统计学范畴，谁也不能保证取样一定合理、计算一定得体。

最近，商品房空置重新被提起，有人对6540万套空置房的统计方法有所怀疑——他们觉得通过电表零运转和晚上晒黑灯判定商品房是否空置显然缺少足够的科学依据。其中，认为6540万严重不靠谱的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给出的反驳依据是另外一组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顾云昌的演算和解读是：从1998年到2008年，全国商品住宅总竣工面积在37亿平方米，1998年前，大多数住房的套均面积在60平方米左右，过去20多年，全国城市住房建设总规模仅为50亿至60亿平方米。6540万套住宅按照每户90平方米粗略计算，为58亿平方米。如果6540万套空置房成立，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上近20年所盖的房子大部分都在空置。

虽然我不能立即确定6540万套空置房的真伪，但是像顾云昌这样用一项数据反驳否定另一项数据的方式也不见得合理得体。尽管两项数据可能来自不同的系统，可是归结在中国这个大系统里面，不过是自相矛盾之说的现代版。韩非子也说了：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其实，统计精确的方式极其简单，笛卡尔在《几何》一书的开篇谈到数学方法论时写到：“任何一种几何问题都很容易被削减成为基本的单元，就像算术包涵了只有四则或者五则运算那样，亦即，加减乘除，外加开方（可以被当成除法的一种）。

只是，人们为了找到他们需要的线段，一次又一次用线段加上或者减去其它线段。这就是统计数字会说谎的根源。

千年以前，我的家乡东北方向2323米有一座寺庙，传说北宋年间的吕蒙正高中状元之前穷苦不堪，每天早上从几十里之外的王高塔步行至此化斋。时间久了，以慈悲为理念的僧人对贫苦的吕蒙正心声厌倦，就提前吃了斋饭，吕蒙正赶上的正是敲钟喂狗的时间。

故事的发展符合传说的一切元素。后来，吕蒙正恩科高中，在殿上向皇帝述及数年前化斋受辱的事情，皇帝怀揣仁义之心，就说“罢了”。吕蒙正借用“罢了”的谐音“靶了”寺庙里的所有僧人。

我从祖辈那里听来的这个传说与后来相关报刊上的结尾完全颠倒，报刊上撰写的传说是皇帝为吕蒙正出气，借用了吕蒙中“罢了”的不忍之心。虽然这种表述与吕蒙正在历史中留下的正面形象相契合，可是“罢了”这个带有极大权力色彩的词语应该出自九五之尊的皇帝，而非刚刚入朝为官的新科状元。

大费周章复述关于吕蒙正的传说不是为了否定报章里对传说缺少科学依据的篡改，而是为了引出善用智慧的吕蒙正撮合成的一桩流传千年的姻缘——状元媒。

未曾考证，我就一厢情愿地主观认定吕蒙正为杨延昭和柴郡主做的状元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为痴男怨女的爱情做主的美事（不包括为西门庆拉皮条的王婆）。在那个世事特别容易沧海桑田的时代，爱情往往站在天长地久的对立面。

为爱做主是无比光荣正确伟大的事情，所以，当众多善男信女集体为爱痴狂地依照一些网站的要求填写姓名年龄、电话号码、身体尺寸、工作收入等内容时，我就暖呼呼地想起1000多年以前吕蒙正为爱做主的鹊桥仙。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古代发生在刀光剑影的江湖侠客身上，当世发生在热血心肠的做媒人身上。一直落单的我乐意见到牵线搭桥的姻缘发生在相信爱用力爱的男女身上，每当看到那些被房子车子孩子困扰的年轻人在微博上咨询知心大哥任志强，我就越发对这位热爱红领巾的任大炮心存敬意——任志强耐心回应会在无形中撮合一对对对爱情对生活甚至对房子充满希望的青年男女，那是水一样的温柔。

与古代为数不多的做媒一样，现代的做媒人也参差不齐。有任志强粗放面庞里的柔情似水，也有中房协副会长朱中一在海南博鳌一个会议上的表示：中房协多次“上书”国务院，建议暂缓出台新的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政策。而同期的一项调查则显示，有八成网民反对中房协所谓暂缓楼市调控的建议。可以看出，骑在墙头的中房协大有成为王婆的潜质。

那么，谁是西门庆？谁是潘金莲？

8月初有消息透露，招商局国际母公司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年底将卸任。如果不出意外，在秦晓掌舵十年之久后，招商局集团年底将有新人入主。

　　从中信到招商，秦晓一路奔来。作为招商局集团的掌门人，平日的秦晓十分低调而务实，这或许与早年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使然。相信很多人都是先知道招商银行，而后知道招商局集团的，而招商银行恰恰是招商局集团的下属公司，同时招商局集团亦是中国平安的创建者之一。

秦晓说话缓慢，谦和中带着威严，较少接受媒体采访，相对一些深陷舆论漩涡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实业界CEO，秦晓显得有点超脱。据公开资料，秦晓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亦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自2001年秦晓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之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和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

　　作为学者型企业家，秦晓出言十分谨慎，点到为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晓不关心经济全局，每每在经济乱象的关口，秦晓就会不吝笔墨，其文章、演讲或针砭时弊，或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不一而足。

　　从90年代初，秦晓就陆续在各大媒体刊物上撰文，其文章朴实明快，切中要害，读起来往往如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秦晓总是对一些司空见惯的理念保持警惕，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秦晓对“中国模式论”质疑，敏锐地洞察到“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经济乱局的正解在于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政府的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批判、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在秦晓旗下的企业。2008年，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在华尔街隆重开业，成为美国自1991年实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以来批准中资银行设立的首家分行，开启了中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门。

　　虽然秦晓谦和，但是遇到一些违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或是践踏“经济人”的权利时，秦晓会情不自禁地愤怒：“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的最终目的是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放眼望去，无论是阿马迪亚·森，还是科斯，他们都试图阐释市场经济一些最基本的运行原理和人们在其中的权利，在秦晓眼里，这些都是永恒的，而招商集团旗下的公司正是秦晓理想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