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部落格 2009/12

三位20多岁的外国小伙子，来自美国的Andy和Evan, 来自法国的Alexis，打算花一年的时间靠自行车环游中国，寻访中国“所剩下的最好的东西”。并且避开大城市专走小地方，目前已经成功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从北京到了上海，沿途叩门拜访了1000多位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为中国的老百姓立传。他们的博客叫做portrait of LBX. 这个LBX表示老百姓，是他们圈内很流行的一个词，用来称呼 “Chinese”一词无法描绘的、日常遇到的普通中国人。后面的加注是，search for humanity in China（寻找中国的人文痕迹）. 他们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没有任何title，只是写着：中美友谊自行车协会。Evan说，这是为了让老百姓和警察们放心，我们不是记者。

Q :蜻蜓
A: Evan Villarrubia 魏逸群 

Q: LBX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A: 这是我们的博客，将专门记录我们三个在一年骑行中国的过程中遇到的事情和感受，什么都写。Alexis用法文，我和Andy用英文，等旅途中停下来有空的时候就会写。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投入到中国乡下老百姓的生活中去，看他们怎么生活，怎么思想。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很大，老百姓经历了很多，改变也非常大。目前我们探访了超过1000个老百姓，他们都很热情，但还没有在任何一家住过，他们总觉得自己家里太简陋，几乎每个人见到我们都说，”你们那里很富裕，我们这里很穷”。所以我们目前都还是住在沿途旅社和自己的帐篷里。

Q: 能否介绍一下3位博客作者？

A: 我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念的是中文系。和Andy是在04-05年的时候来北大做交换生认识的，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后来我们06年在美国毕业后，都回到了中国来工作，因为觉得中国很有意思，每天都在发生不同的事情，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太稳定了，所以有点无聊。我和Alexis是在参加“汉语桥”演讲比赛的时候认识的，他来自巴黎，今年29岁。后来他得了05年的三等奖，我得了06年的参与奖。

我和Andy刚开始想在中国创业，最后都放弃了。他进口葡萄酒，我在香港开了一家只有我一个人的咨询公司，一单业务也没有做成。一方面是因为太难了，在中国创业需要关系和资金，这两个我们都没有，哈哈。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没意思了。后来Andy在北京奥美公关工作，负责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我去了上海在石伟国际做核电站项目的项目协调。

当时Alexis在央视的法语频道做新闻翻译，但是对这份工作觉得特别烦，受不了很多东西，有一次为了释放一下，就故意把一条有关台球的新闻翻译得很有“色彩”，于是他就被开除了。刚好那个时候我和Andy正在计划这个行程，于是Alexis就加入了我们。

Q: 是什么促使你们想要去放弃工作投入这个行程呢？

A: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没有意思，北京上海的生活非常不自然、不平衡，不适合人类居住。

（Andy: 奥美的工作很有意思，可是这个行程更有意思。常常有人问我们从北京骑到上海累不累，我总是回答说其实坐在办公室里要更累1000倍，而且对心智没有刺激。）

去年十一的时候，我和Andy去南的山里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骑着自行车看接触大自然，接触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在昆明的青年旅社里，我们谈论着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聊，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既然这一周我们的骑行生活过的很好，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Andy常说，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点能够欣赏的东西，否则太失败了。我不能想象如果以后我的孩子来问我，爸爸，你这一辈子都做了什么啊，而我说，我坐了几十年办公室，赚了钱，然后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你，现在快死了。

Q：你们的博客的主题portrait of LBX-search for humantity in China 是怎么确定的？

A: Portrait of an LBX是去年在昆明青年旅舍决定的。我们在北大留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朋友经常要用英文说“当地的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可是一说Chinese，就不好跟华侨（我们的同学很大一部分是华侨）或其他地区的华人分辨，所以他就拿“老百姓”这个词的缩写来形容我们日常所遇到的普通中国人，后来因为此名称非常实用所以就在我们圈里流行起来了。

我们决定要出发以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做筹备。包括思考此次旅行的哲学意义和最基本目的。search for humantity in China意思就是我们在中国呆烦了，发现我们所居的城市几乎没有带给我们灵感的任何痕迹了，就是说北京和上海都好像适合机器居住的地方而没有适合热血腾腾的人类。还有我们不像仅作为批评家，因为光把一个人或地方的错误指点出来又容易又无价值，所以我们很就想出了一个很笼统的主题：在中国寻找人文的痕迹（或者说是证明“仁”的存在）。具体会怎么样按照主题而进行长期调查，要等到我们旅程结束再看。

Q: 你们认为”老百姓”是怎么定义的？

A: 我们采访过的对象很宽泛，农民、官员、工人、开饭馆的、做菜的、开车的……我们还在研究老百姓的定义，几乎每次碰上新的朋友就问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对这个词很粗糙的意识是：就是普通人，没关系可拉，没金钱可使。当然我们今年采访的人不可能一点钱都没有或一点关系都缺，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这样定义。一年完了之后我们对老百姓的概念清楚了就再修改。

Q: 能否概述一下你们的行程？

A：我们是今年9月23号从北京出发的，之前一年做筹备，储钱，做计划，设计网站，买设备。尽量避开公路，走村庄。我们用了一个半月从北京到了上海，走的是华北平原，因为有朋友在上海所以可能这一部分比较赶，后面计划在一年剩余时间之内完成从上海经云贵高原、西藏、西北，回到北京的过程。

Q: 在行程中，你们接触到了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A： 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是沿着华北平原走的，然而发现这个平原根本没有自然的野生的植物，我们看见的99%的树都是人工的，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惊人。我在网上调查了下，华北平原涵盖了洛阳，南京，北京等等中国的古都，应该是自然环境很好才对，但现在竟然一点不剩。更糟糕的是我们每次问当地人怎么没树，他们就说，我们这里没的，西部才有，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我们问河南的老百姓你们河南哪里最美丽，他们全都说是郑州。我们沿途问了1000多个人，什么样的生活是最美丽的，他们都说是发展。但如果你问他们什么是发展？他们就说是工业发达、口袋有钱。如果1000个人对同一个问题所作的回答是惊人的一致，那我只能说他们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机械的回答。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污染严重，令人伤心。一味追求发展速度而不是质量，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观都牺牲掉了。人类的生活，不应该仅仅只是物质的发展。我问他们你过的怎样，他们都说，我过的非常好，因为以前吃饭都吃不饱，现在什么都有了，有手机，有电脑。这的确是很大的进步，但至于这样是不是就是好的生活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以前没到中国来的时候，一直想象中国的悠远的文化，但来了以后就发现在现在的中国都已经找不到了。

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山东的某个国有煤矿。我有一个耶鲁大学的同学，他的父亲是这个煤矿的高级干部，听说我们想了解中国，于是就邀请我们去参观。没想到气氛是非常的压抑。那些四五十岁的干部，看起来应该像是我们的父亲那样的年纪，但是却一个个被洗脑了一样，讲不出自由的话，说的全是口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和他们说话，不像是和人在交谈，而像和一面墙说话一样，发出的只有回声。他们不断向我们介绍党是如何提高当地工人的素质的。我们一直和组织部在一起，他们不让工人和我们直接说话，我们只看到他们认真地排着队走路。我们没能进到矿里，但是看到矿上巨大的渣滓山，大得不能想象。他们自己很糊涂，却认为只有他们能够教育好工人。（Andy: 他们把”老百姓” 和“Dang”完全分开来了，而且是Dang告诉老百姓该做什么；在美国则完全相反，”Dang”来自老百姓中间，是老百姓告诉Dang该做什么。）

Q：那你们有没有找到你们想找的humanity呢？

A: 很少。除了两个地方。丁蜀镇的紫砂工艺厂和山东一个白酒厂。丁蜀镇现在都是传统的作坊式的陶艺工作室，很多师父在带年轻的徒弟。他们都很快乐，可以为了做出满意的作品不惜时间，并不是流水线似的商业化的操作。还有酒厂的工人也是，看到他们工作的时候充满了热情，对他们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投入。他们说如果不喜欢就不会做了。而其他我们采访过的人大都会说，没办法，工作就是工作。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太缺乏热情。

只有在这两个地方，我觉得我们找回了以前对中国文化、中国审美、中国价值观的那种想象。在那之前我以为中国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已经被除掉了，现在看来还是有的。我也说过要消极地评价任何事物都很简单，但最重要的是去发现还有多少好的部分，还有多少中国人在真正享受他们的生活。

Q：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呢？

A: 我每看到一个中国人，就先看到很长很长的中国历史，这是底层的东西，然后政府、意识形态、教育又在上面增加了一层，然后他可能是城市出生的，家庭背景又增加一层，所以看到身边的人都是很多层次的。我不觉得穷是不好的事情。穷也可以有文化。但是现在把好的东西都牺牲掉来致富，也许有些人是的确有需要，但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呢？那么多的民工放弃家乡来到城市里那么辛苦才赚到那么一点钱，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上面给的压力，一种社会心理压力，那些老百姓不断给自己心里暗示“我很穷，我很穷”，好像很丢人。我们说中国传统的阴阳八卦真的很有道理，但是现在中国越来越少人能够接近生命的本质。阴的部分如果是生命的部分，阳的部分是外界物质的部分的话，那么如果把现在的整个中国当做是个有机体拿去看中医，真的全部都是阳，阴的部分已经不存在了。

Q: 关于这个博客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

A: 我们打算继续写下去，写一年，如果能够坚持的话。最后希望能够写成一本书。我和Andy一起写英文的，Alexis写法文的。Andy和我应该要回美国编辑一年所采取的作品，但是最后谁知道呢，我们其实都没有很明确的计划。如果写不好，再找工作。Alexis的计划就更“写在沙子里”，一年环游中国完了再做打算。

文章部分内容刊登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中，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Riga)是最大的一个城市，被称作波罗的海跳动的心脏，也是东欧到西欧，俄罗斯到亚洲两条航线的交界点。波罗的海航空是以里加为中心，连接亚欧城市的廉价航空公司，我用大约100美元的价格从伊斯坦布尔经里加飞往斯德哥尔摩。另外，如果以波罗的海为主题进行旅游的话，还可以选择渡轮往返于城市之间。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拥有波罗的海三国最大的渡轮码头，与芬兰赫尔辛基之间的航线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客运航线之一。

2007年12月21日，东欧九国包括拉脱维亚集体加入申根协定，觊觎东欧已久的我便借由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间隙在里加转机。拉脱维亚就意外地成为了我申根签证上的第一个入境国家。里加位于拉脱维亚母亲河道加瓦河的河口，被其分开老城和新城。

我所住的拉脱维亚家庭正驱车从波罗的海度假归来，于是来机场顺道载了我一程。男主人Kris是拉脱维亚本地人，室内设计师，女主人Rebecca是德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人员，因为一个项目来到拉脱维亚而相识相恋，两人决定结婚，于是Rebecca申请了调来里加。他们的家在中国看来可以算作是豪宅了，地段好（新旧城交界），房型好（老式楼房，古色古香的电梯和木制楼梯，教堂风格的彩绘天窗），面积大（200多平），有院子，装潢颇有Art Deco的风格。坐在窗口的我一边翻阅当地的政治讽刺漫画杂志，一边抬头就可以看见围墙那头老城区里走出来的白俄罗斯女孩子们在Final Single Day成群结队穿着妖艳欢呼着告别单身的最后一天。

Rebecca准备了一大桌简单却丰富的家庭烛光晚餐招待我和两外两个来自匈牙利的客人。于是从彼此的环球旅行经历到各自的民族历史，开始了一晚不知疲倦的长谈。天色渐暗。新城的夜晚是静的。老城却是不夜的歌舞升平。雨声沙沙地打在窗户上，映着老城围墙上的火把，忽明忽暗，幽幽地，好像回到普希金的时代。Rebecca告诉我，里加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自白俄或俄罗斯。俄国18世纪时获取了现拉脱维亚的所有领土，后者独立后在二战时又被苏联再次兼并。这是一个苏联解体后在1991年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Rebecca说全城只有一个最大的室内market（虽然mall很多），好在里加并不算大，从主人家出发，步行15分钟便到了。于是星期天的下午，我答应和女主人一起带着他两岁的儿子出去散步。这是一个三语教育的孩子，活泼聪明，颇以主人自居。和妈妈说德语，和爸爸说拉脱维亚语；习惯了家里常常有不同肤色的陌生客人，每每有人用英语逗他，总是爱理不理地回头答上一两句。但镜头感十足的他倒是很乐意成为客人们相机的焦点，家里的整面墙上都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给他拍的不同表情的照片。 

30年代英国作家亨利·格林曾把里加叫做“北方巴黎”。在里加，最重要的是慢慢走，慢慢欣赏。新城的漫步可以从独立广场的莱姆（Laima）钟下开始，这里是当地恋人们约会的地方。“祖国与自由”纪念碑上，民间传说中的民族女英雄Laima手托象征拉脱维亚的三颗星高举向天。据说在前苏联时期，向纪念碑献花被视为有罪，将遭到流放西伯利亚的惩罚。新城开阔整洁，到处是公园，抬头可见湛蓝的天空。建于1888年的纳夫斯基教堂是一个东正教教堂，到了周日就会传出赞美诗，妇女们包着各色艳丽的头巾参加礼拜。教堂边有一个食品店，我在里面买到了著名的莱姆巧克力，0.25拉币一块，相当于人民币3元，每一块的包装纸都是里加的海报，印着城市最美的风景线。国家美术馆也是里加的胜地，如果有时间可以慢慢逛。政治和文化受到外部压迫的民族，艺术的火花以一种离奇不经的姿态从内部迸发。从他们的编年画作可以观察到，拉脱维亚的艺术在各个时期受到德国和俄国的影响极大，甚至我还看到了画家对中国西藏的描摹。

里加老城是典型的中古世纪建筑风格，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街道狭窄、静谧慵懒。一只只闪光的风信鸡作为老城的标志矗立在在13世纪大教堂的尖顶上。然而老城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同时拥有极具现代感的咖啡馆和酒吧，吸引来自欧洲各国的游客。无论是在古老教堂的墙角发一个下午的呆，或是夜晚笙歌妙舞，都令人迷醉。从圣彼得大教堂乘坐每10分钟载10个人的老电梯到达72米的高度，可以俯瞰里加市貌。古老的钟楼和最新的国际饭店，是全城的两个制高点。母亲河道加瓦河从城中缓缓流过，将新旧城区分开。这里有和亚洲大都市全然不同的从容和烂漫。深吸一口气，在里加蔚蓝的天空下，空气清新，生活悠闲，简单美好。

《外滩画报》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办了讲座，陆港两地的文化人对谈，香港作家马家辉和内地学者《张爱玲全集》的主编止庵老师，所谈的又是张爱玲和她的遗作小团圆，自然不能错过。我虽称不上是个张迷，也从来不敢评价她的作品，但这样的对谈，无论对我个人的双城记忆还是成长中的某些情结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听罢居然很不服气，于是坚持提问。待拿到奖品——小团圆的新书，顿觉有所偿。等回家拜读了止庵老师在北京的演讲，则是豁然。其实两位学者代表的无非是两种评论心态：作为读者大众的，和作为评论家/研究者的。这或许就是《小团圆》出版带来“赤裸了张爱玲、娱乐了评论者”，与“满足了张爱玲、尴尬了评论者”这两种迥异反应的原因。而我也可从座上对谈的双方看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人和传统中国式文人之间的微妙角力，虽然双方都很谦让——许是主办方的特意为之？

说到这儿不免好奇，于是google之。一位留美归来，一位弃医从文。得到两位学者著作的一览对比：马先生的：《心理學小品》《消費者心理學》《都市新人類》 《波霸MTV》 《流行學筆記》《女兒情》 《當眼淚凝固成子彈》《文化超現代》《在廢墟裏看見羅馬》 《江湖有事》《愛戀無聲》《我們》 《你們》 《死在這裡也不錯》 《關於歲月的隱秘情事》 《他們》……止庵老师的：《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六丑笔记》、《画廊故事》、《史实与神话》《老子演义》《不守法的使者》《苦雨斋识小》《沽酌集》《向隅编》《怀沙集》《张爱玲画话》《罔两编》……

当时当刻让我忍不住站起来与马先生商榷的，有两点。其一，说到张爱玲在美国去世的时候，”死得很不张爱玲”，身边“竟然只有唐人街买回来的放面包的罐子”，“怎么说也应该去英国xx品牌买一些比较fashion的盒子”。二是，提到张胡的关系，明显偏颇地站在胡兰成的角度，屡屡引用《今生今世》里男权且得意的思维，简单解释了两人的分歧，而且还差点要在现场做一个“喜欢胡兰成，想跟他发生感情的女生请举手”的调查，同时顺便又在事实真实/情感真实的不同侧重上得罪了“半个人类”——《小团圆》中张因了胡的滥情心想，“我不能跟半个人类为敌”。甚而他在接受某女记者采访时，关于跟他的两位偶像李敖、张爱玲说句话的问题，马先生的回答更是让人出身冷汗：“爱玲，你会爱我吗？”于是无名后辈如我也终于忍不住想，大概爱玲终究没有被当做一个严肃的作家，她终究还是一个女人，只要是女人，就是被消费被投射欲望的对象，《小团圆》也只能成为考证 affairs（情事）的素材。

开篇暖场，马先生就设定了谈话议题，看得出来非常适应媒体前的表现。三个主题，1，是否该出版，2，是否是自传，3，与胡兰成究竟是何关系，都非常吸引普通观众的眼球。止庵老师则被频频邀请回应，或者在邀请下首先发言。于是乎后者在回答提问时说道，“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情感真实）……不过马家辉一直在说这个真假（事实真实），我就要跟着他去反驳说不是真的。”于是看了止庵老师在北京演讲的稿子，才知道了他全部的意思。

我们总是在拿一个早年的张爱玲来看一个晚年的张爱玲。究竟九莉的这些心理，是20多岁和胡兰成相爱的张爱玲呢，还是50多岁回首往事时的张爱玲的想法？我们不允许她是个跨越30年变迁的声音。我们受不了她没有接缝的全然蒙太奇式时空交错的写法。我们受不了书写了一半还没有出现男主角的小说。唯独忘记了“万物皆备于我”。在阅读中，作者是定向的，读者要向作者去靠拢，看看他/她究竟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这么写。虽然一切解读皆是误读，但抛开了作者的解读才是最离谱的误读。

对于马家辉提出的去世时候的凋敝，止庵老师有着很机智的回应：“因为她一生都是一个不按别人想法生活的人。”你觉得这样很不“张爱玲”，她偏偏要这样做，不让旁人窥视、猜想。“张爱玲”是什么样的，有谁敢定义？就像《小团圆》，知道大众关心的是自己和“无赖人”的情史，但却偏偏要磨着性子慢慢讲述自己零零落落的一辈子。写来写去看不到邵之雍的出现，偏要用一大片情感的荒漠先来铺垫，绿洲出现又幻灭的故事，才令人唏嘘。否则也就成了又一个《倾城之恋》。《小团圆》是张爱玲一生有可辨原型最多的小说。如今斯人们已去，出版也就没有了负担。张爱玲倒是给研究者们出了难题，你看，谁说张爱玲不能写长篇，晚年还有一个新风格的创作高峰呢。尤其是，许多旁人的评论，终于在她自己的笔下得到了回应。自以为提携了后辈，写文夸赞了她的，在她眼中的关系却是“他也不欣赏我，根本就没必要见面”。

至于对永远处在话题中的胡兰成，止庵老师倒是很性情，说看《今生今世》时很讨厌胡，因为看不得人这么得意嚣张，“看了《小团圆》，反而没那么讨厌他了。”因为他只是一个描述的对象，没有心理活动，不需要思考。只有九莉，只有张爱玲能够有想法。其他的人，不过是她的投射罢了。终于，在那个男权的社会，张爱玲以一种discourse（论述）的方式，降伏了这个男人。

小团圆=不团圆，相对于happy ending的大团圆来说，是个冰凉的自嘲。小团圆也可以是情感荒漠中的泡沫，一个一个幻灭，唯留孤独。小团圆可以是一个又一个零星散落的单薄相遇，凝聚不成，只有在回首过往的故事里，才能电影般用蒙太奇的手法安排重逢。张爱玲自己说，我的一生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团圆。

还记得07年那个闷热的香港的夏天。九龙塘学生宿舍的一隅。正是苦苦挣扎于我是谁，向哪儿去的时候，功夫茶同学给我送来了爱专栏。我惊喜地发现这世界上并不是唯独我有这种种百转的滋味，也发现这世上有样东西能够成为一个飘荡的灵魂的家：博客话语圈。功夫茶说，这世界越来越大，朋友们也越走越远。于是我学着他把自己MSN上的朋友们按照他们的所在分类，然后看着一个一个从这里转移到那里。我管他们叫New Nomads。因为身在都市的我们，却都有着一颗游牧民族的心。

于是我将自己的困惑，痛苦，收获，成长，点点滴滴，写在了里面。如果说孤独是人生终极的状态，那么写作就是终极的关怀，也是唯一使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完整的方式。《十年》中的我，“困惑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在‘我者（we）’和‘他者（others）’之間徘徊遊走”。两年前初遇爱专栏的时候，正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独自在AMC看《老港正传》这样一部左派色彩鲜明的电影看到泣不成声，也无人可诉。到后来挣扎于意识形态的思考，以及国家意志和个人自由的博弈，我对宏大叙事的激情澎湃转移到了对个体生命的深刻同情，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电影和戏剧的兴趣上（《法国五月风暴：又是一个色戒》（《靖国神社》《双城故事》《给成人的非主流童话》《求证》）。以至于能够平心静气地探讨一些问题，（《攻不破的文化城防》《陈嘉庚与林文庆》《On the media与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偶尔天马行空（《论杜尚是个女人以及禅宗》《玛吉阿米的留言簿》）。爱专栏的一砖一栏记载着我后青春期的足迹。

时常会幻想爱专栏的几十位作者，跨越七大洲四大洋，有朝一日能够在某地相聚。喜欢苏苏的画话，有天夜晚还给朋友念黑先生的故事，想象着他在窗口向我张开翅膀。认识了艺乡的阿敏，看到她书写的cultural identity成功出版，仿佛圆满了我自己曾经孜孜的探索。和晓佳一起，在神秘的印度古国穿梭，经历着她经历的民族主义的困惑；跟随着Eva Woo的文字，曾经深入纽约的音乐会、政治集会、因特网讨论会……We Media，无疑是给爱专栏本身最好的注解。同在香港做文化研究的东南子，则已经成了互联网下的好朋友，通过专栏文字讨论对此城的看法，也面对面地畅谈在此间的爱恨。若然有一天这个爱专栏的全球大聚会果真能实现，希望游牧的心都找到知己，分享中不再孤独。

想借用几米一本画册的名字，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在专栏里，给自己的心灵浇水除草施肥，再把它搬出来晒晒太阳。这里，不仅有I，有We，更有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香港历史博物馆最近在举办一个名为《法国大革命》的展览。题目气势磅礴，自然吸引了蠢蠢欲动的我。豆瓣上的介绍说，“是次展覽共展出180多件加那瓦雷博物館及巴黎市立歷史圖書館的藏品，包括以《網球場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法王路易十六、瑪麗．安托瓦內特皇后、攻陷巴士底監獄等為主題的畫作，紀念1830和1848年革命的物品，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期間的照片等，詳盡介紹法國革命的經過。”图文并茂于是大喜，冒雨前往。

本以为会洋洋洒洒的展览却是缩在一个专门辟出的角落，馆内另一端是占据了整整八个大厅的香港本土历史展。进入法国厅，正赶上粤语讲解。讲解员倒是很敬业，足足讲了有一个小时，几乎在每一幅画前停留，把香港服务业的professional表现无遗。尽管听者廖廖：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一个有钱有闲模样的太太，一个我。收藏倒是很丰富，但大部分都是作者不详，无论是讲解员的讲解还是展品下方的文字介绍，那些似曾相识的章节字句都唤起了我脑海里对高中历史课本的模糊记忆。

回到入口重新看了前言才知道，当时环境下有能力作画的人全民皆画，漫画被用来作为英法两国相互攻击的政治工具，并且这些画作还被广泛在两国之间相互流传，被人收藏，颇有一些国共论战的意思。我的兴趣一下子来了，脑子里涌起了许多的问题，想知道每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揣摩当年激烈而幽默的笔战。可惜它们只是被作为那些历史事件的再现，摆在那里，没有了故事，没有了独特性，也没有了文本和历史之间的那种神秘的张力。

到了巴黎公社时期，摄影技术终于出现了，于是我好歹也能看到一些真正见证历史的珍贵的原始镜头。德军攻破巴黎，那些颓桓断瓦下维持秩序的警察脸上难以形容的表情，轰塌的圣克鲁门，照片下只是标示着一个个年份和场景，同样崇高遥远而陌生。

的确就像瞻仰墙上挂着的镜框，我怎么也无法感到身临其境。在香港这个如此不同的城市展览法国大革命，本来就像把两个片段生生剪辑在一起。来到battle of waterloo的画前，和蔼的讲解员用港味十足的粤语说，这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却一下子联想到那条所有港人都很熟悉的“窝打老道”（Waterloo Road）。对于法国人来说的耻辱，对于英国人却是值得用一条贯穿尖九的大道来纪念的胜利。

在这个空间里，浓厚的香港味把我从里到外重重包围，我的触觉突破不了这城市设下的层层工事。我是带着对法国的遥远想象而来，看完展览却愈发觉得需要想象。也许是缺了一点什么，陈列在这历史博物馆里的惊心动魄，怎么也让我惊动不起来，反而大有隔靴搔痒之嫌。值得大赞的倒是历史博物馆里面的餐厅。我“离开法国”的时候还沉浸在“照片终于发明了”的喜悦里。在我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发现博物馆的正中就是一个餐厅，于是花了35块港币吃了一盘鳕鱼扒餐加热乎乎的奶茶，一边再次感叹香港的便捷。实在大快人心。

这么一想，其实香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直到今天还是这么觉得。在两地穿梭的这一年，更是让我时时不自觉地把上海和香港进行比较。梁文道在《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中曾经说道，在大部分文化业人士北上寻求发展的大潮中，他仍然选择留在香港，就是为了香港的那种触手可及。

前一阵在香港等签证的时候，我住过传说中三教九流的重庆大厦。于是贪近，常常到同在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的餐厅吃饭。那天趁着要去看拉脱维亚国家剧院的《莫桑斯克的馬克白夫人》早早去了于是发现了这个好地方。每天看准了下午茶时间只要花23块港币就能吃上像小脸盆那么大一碗的越式柠檬扎肉米线加冻柠茶。更好的是，享用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偷空瞄一只眼观察来往的人群。我最喜欢看文化中心那面高高的墙上垂下的气势恢宏的“2009香港艺术节”的海报。从下面经过走上长长阶梯的，是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的学生，是高跟旗袍贵妃头的上流社会女士，是啃着面包用放大镜看宣传册的老大爷，是夹着公文包直接赶来的上班族，几乎囊括了香港社会的上上下下各方各路。他们统统都是来看演出的。而在上海，毫不夸张地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动辄几百上千的票价实在让人无力问津。在内地，文化是身份的标榜，是用家底做梯才能够到的东西。

当然，梁文道也说过，在香港，连文化也难免变得有些快餐之嫌。但褒贬过后，你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隔靴搔痒还是酣畅淋漓，在香港，所谓的“文化”就和一杯价廉味甘的奶茶一样，在你需要它的时候，随时触手可及。

《求证》可能是一年甚至两年以前在香港看的。好像是台北国家话剧团演的。编剧是美国青年戏剧家戴维.奥本，同时囊括了2001年度的普利策戏剧奖及百老汇托尼最佳戏剧奖。该剧同时还获得了外百老汇评论家最佳戏剧奖和戏剧最佳编剧奖等十余项奖项。然而当时只觉得看完之后有小小失望。因为好像整出戏慢慢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包袱而最后一刻抖出来的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结果。
　　　　
讲述的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教授留下的难解的笔记本和数学公式，以及他的天才女儿和爱慕女儿的数学系博士生围绕这个新发现展开的追问和求证。两人在此过程中感情发生了质的飞跃。
　　　　
学生想尽办法想得到老师的笔记本一窥究竟，而女儿则重重阻挠。在发现了笔记本上的秘密以后，学生向女儿求证，终于女儿向他诉说了父亲早已精神癫狂而且惊天的公式其实是女儿自己所写。这个时候，更大的疑团产生了。而她也发生了一些和父亲类似的精神上的症状。于是学生想尽种种办法甚至在趁和她上床以后拿走了笔记本向数学界的学者们求证。他对她说，你疯了。这是老师的发现，我需要它。有了它我就可以进入理想的芝大数学系发展。对于她的陈白，则不置可否。此时我猜想，是否是进入到了一个善与恶，利用与欺骗的争夺过程。然而并不是这样。
　　　　
故事后来的发展，他并没有抄袭。他公开鉴定和保护了老师的研究成果，并因为继承这一课题而顺利地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系，过着TMD学术动物的荒诞生活。数学家们的酒会，原来和放浪诗人的party没什么两样。他回来找她。想把笔记本还给她。而她早已搬走了。去了纽约。远离了一切争执和猜疑。
　　　　
最后的最后，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孰是孰非。多年以后，两人无意重逢再次相对，回忆了以往的种种。在教授家初次相识，那时他还是个心怀热情的学生，而她风华正茂美丽多情。后来谈天气谈理想谈爱情，一直到发生了这个故事。然后终于他说，“这公式……”“这公式是我写的”，她说。我以为她会拿出最后的证据抖开包袱，然而她只说了一句，“你应该相信我的，无论如何，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相信我的啊……”然而两个人的爱情是无法再回到没有罅隙的过去了。
　　　　
我是心里闷闷的离开剧场的。好像沉冤不得昭雪那样。几个月以后突然有一天，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我想起《求证》，突然明白过来。
　　　　
原来全剧重要的并不是求证的结果，而是想告诉我们，这个求证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爱情的伤害。数学家们（或银行家们等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种种身份）习惯于用缜密的逻辑来看待世间的的一切。学生和他的同事们认真求证研究成果究竟属于谁，从理性上来看，自然无可指摘，甚至，还可以说是出于保护老师劳动成功的考量。可是从感性上，对于和自己相爱的人来说，却犯了大忌。情感世界是无法用逻辑来解析的。能不能证明并不要紧，只有信任，才能保护彼此之间的感情。背叛并不一定是欺骗和利用，放弃信任其实就是一种背叛。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又会指摘其中的盲目，说那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了女儿。但如果女儿真的是撒谎呢？如果真的是老师所写呢？如果学生放弃了求证就是向谎言妥协呢？但《求证》告诉我们的是，其实这世上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求证，用自己的心去求证。人在感情里也是有判断力的。他深知她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奇女。更何况那是她的父亲。她为了照顾而放弃了进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求学的父亲。不过这些细节都不重要，诚如我先前所说，重要的只是信任。

去过厦门大学的朋友都赞叹于她的美。五老峰下南普陀前，白城海滩芙蓉湖园。校园内更有蓝天椰影下的囊萤映雪嘉庚楼和巍巍然建南大礼堂。甚而有人说，去厦门，一定要去两个地方，一是鼓浪屿，二就是厦大。

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虽然生前在厦大他饱受排挤，孤独万分。但毕竟离世后一再被想起。集美楼铺满整个二楼的鲁迅纪念馆记录了他在厦门这短短几个月的生活写作和爱情，与旁边的陈嘉庚纪念馆前的嘉庚像遥相呼应。可是真正和陈嘉庚惺惺相惜携手奋斗１６年的创校校长林文庆，却很罕见地被人们遗忘了。

在同属于嘉庚风格的南光楼里，我去听了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系主任李元瑾的讲座，讲的是华人的双重属性。这个题目我很有兴趣，身份认同的问题我自己也曾在香港饶有兴趣地研究过 一段时间。 她说，讲陈嘉庚一定要从中国讲起，讲林文庆则一定要从南洋讲起。李教授的意思，是建立了一个内核和外延的双层模型，以中国意识和南洋情结究竟各自占据哪一层来分析其研究对象一生的认同之旅。 

陈林二人都是东南亚华社的领袖，以后多年无论在商业、教育、政治舞台上也都相互扶持辅佑。陈嘉庚是橡胶商人实业兴国，而林文庆是医生也是学人，可以用悦耳动听的英语讲演孔孟之道，也可以用中文大谈尼采学说，他一生在中西文化中穿梭，始终充满矛盾和彷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立即从欧洲回国， 受好友孙文之邀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卫生司司长 。 １９２１年陈嘉庚倾毕生之财力独资兴办厦门大学并邀请他任职校长时，他放弃了在新加坡优厚的行医和商业生涯，毅然前往。 他们携手在厦门大学共同奋斗了16年，度过了厦大私立时期的艰苦创建。

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陈嘉庚企业经营受挫，厦大办学因此受到影响。林文庆亲赴南洋为厦大募捐。当时留下的史料说，时年66岁的林文庆每天都要沿街叩户募捐，早年在新加坡威望极高的他甚至要说这样的话：“我求你，帮助厦大，为祖国培养人才。”最后终于筹到20万元帮助厦大度过难关。庆功宴上酒酣耳热之际，陈对林说，我呢，要为厦大奋斗到死，你呢，也要为厦大奋斗到死。  

多年以后，林和陈都选择了落叶归根。然而一个是南返新加坡，一个是北归中国。他们心中最后的归属不言而喻。  

1941年，新加坡沦陷，日寇以华侨生命为代价用刺刀逼迫林接受“华侨协会”会长的职务。战后，他对此深感内疚，闭门谢客。1957年元月，林文庆在新加坡逝世，终年88岁。临终遗嘱将他五分之三的遗产和鼓浪屿的别墅故居捐献给厦门大学。为了这一段，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厦大忘记了林文庆。

于是李元瑾，这位同样出生新加坡而对闽南文化有着深切认同的学者，带着文人特有的执拗和书生气在研究中提出问题：这究竟是意识形态之故呢，还是本位主义？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当年林文庆从新加坡来到中国，是多年英旅的生涯中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归儒家文化以自立。然而当时的中国，却正经历着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反古批孔的热浪，几乎淹没了这位南洋儒学运动的领导人。所以她说，厦大一直挣扎于林文庆和鲁迅之间。林文庆与鲁迅的矛盾，竟埋下往后遭历史遗弃的悲剧。而鲁迅也因为与林文庆的不合最终离开了厦门。在这样一场运动当中，究竟谁才是被时代埋没被历史扭曲的人物？  

而南洋的情况又何尝不也令人惋惜。六七十年代的反共排华浪潮下，带着深刻中国烙印的陈嘉庚自然也成为一个忌讳的名字。1961年，同样88岁逝世的陈嘉庚被以国葬的礼遇在北京下葬，后迁至厦门鳌园。然而又有谁知道晚年的陈嘉庚是在极度的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下度过的。他一生追随过中国的三个政治人物，然而最后都以失望告终。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说，数十年来，写陈嘉庚的历史和事迹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所写的只是表面化，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十年前李教授和友人谈起林陈二人，尤其是陈嘉庚多年在南洋办学兴校，移风易俗，对新马社会的贡献以及不相称的冷遇，不禁感慨道，为陈嘉庚设立纪念馆的时代或许还未到来。  

老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面的理解也可以说，对历史的评价解释总是顺应时代需要而动的。通过新加坡和厦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2006年4月6日厦门大学建校85周年那天，厦大终于为他建亭立碑，名文林亭；2008年88周年时在亭旁塑林文庆像。而此前在新加坡，一场介绍陈嘉庚南洋事迹的展览也终于拉开帷幕。  

整场讲座虽然令我疑问重重，虽然没能说出来的比说了的更多，但我记得很清楚在演讲的最后，演示文稿上有那么一页，一下子触动了我。也是这段话，让我一定想要写些什么，来纪念我在厦大和这些中国近代最复杂往事的相遇——  

林文庆：生于新加坡，死于新加坡。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留在中国。

陈嘉庚：生于中国，死于中国。把50年的光阴奉献给了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