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马斯维尔小山地区在今年一月初发生一件诡异的事。有一对夫妇朱丽安和萨曼莎和他们三个孩子到外地过完圣诞假期回来，发现他们的房子被一个九口之家占据了。询问之下，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刚从别人的手里租下这房子。

自己的房子怎么会忽然被人租去呢？原来是他们出行时房子忘记锁门，便被Squatter乘虚而入了。朱丽安和萨曼莎明白他们的房子是被占住了。心中不免暗暗叫苦。虽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重新取回自己的房子，但这个官司过程漫长，一家五口眼看没有着落，就要流落街头了。

所谓Squatter，中文还没有一个恰切的译名，只能根据意思翻译为“擅自占据土地、房屋的人”。他们并不是通过暴力闯入他人房屋，而是利用他人外出忘记关门等时机进入他们房屋并住下。这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合法行为，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也有传统。

英国法律对“进入他人房屋”的方式有详细的规定，即不能通过暴力撬锁、破窗等方式，需要至少有一条专属的通道进入房屋，而且能从里面锁上房屋。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果占住者连续住满12年以上，可以向法院申请该房产为其所有。

房屋的原主人可以通过向法庭提供各种文件来取回房屋。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半年之久。许多屋主往往通过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给这些占据者一些钱物恩惠，让他们自行离开。

占住行为在近来的重新兴起，是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英国挥之不去，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付不起房租。于是重拾这种古老的行为方式。

占住行为在英格兰可以追溯到1640年代英格兰内战时期的掘地派运动，掘地派将其作为一种反土豪的对抗方式。而在二战之后，大量因为战事而废弃的民宅、工事、碉堡等被流离失所的难民占据为住宅，这些物业慢慢变成他们个人所有。到了1960年代，嬉皮浪潮的风行，艺术人群急剧扩大。他们往往行为乖张，又囊中羞涩，占住便成为他们最好的行为艺术。他们经常把占住的地区变成涂鸦艺术圣地，还前后串联，在一些地区形成“艺术村”之势。而到了近十年，占住主要是非法移民、社会失业阶层打的主意。

那么英国政府如何来减少这种情况发生呢？政府主要是提供社会公屋给贫困人口。这种做法在公元十世纪就已经施行。十九世纪晚期英国政府重新开始大规模建设公屋，二战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更是达到巅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曾经推行过居者自买的政策。以市价的60%乃至更低的价格卖给住在里面的人，以此推行她推崇的“去国有化”。

曾经在伦敦伊斯灵顿和巴内特地方委员会负责公屋分配事务的理查德•盖尔说，公屋一般是两房一厅或者三房一厅，租价约为市价的1/3。七八十平方的一套房子，租金仅为每月400镑以下（约合4000人民币）。房屋内部条件不错，由地方委员会负责维护。家具则为租赁者自配。

一般来说，数口之家的失业者家庭比较容易获得房屋分配。年轻人则难度较高，除非是失业单亲妈妈等特殊情况。而伦敦地区的公屋供应很紧张，以马斯维尔小山地区所在哈令吉区为例，公屋供应量约为15000套，但目前还有另外15000户家庭在排队。英国北部情况好些，如果这些家庭愿意离开伦敦去伯明翰，他们更有机会分到房子。

对处于等待长队的家庭来说，他们不愿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正在起作用，分配到房子的家庭，他们变得有懒性不愿去改善自己的住宿条件，甚至不愿意努力工作。即使他们后来经济情况改善，或者孩子长大后搬出去，政府也没有一个有效的追查机制来追回他们的公屋让给新的有需要的家庭。这也是撒切尔夫人试图将公屋私有化的初衷。2007年，伦敦政经学院受政府委托的研究小组已经在其报告中向政府提议建立追查机制，但还未有下文。

对于社会公屋来说，占住者同样是他们的梦魇。由于公屋的住户等于是政府的租客，他们的房子一旦因为不慎被占住，要向法院出具相关的产权文件更为困难。所以地方委员会不得不派出巡逻队，巡视哪些房子忘记关门。如果哪间房屋被占住了，排长队的家庭更加要跳脚了。

英国GQ杂志主编迪伦·琼斯显然是一位有远见的人士。他在2008年对当时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发出邀约，和他对谈一年，记录这个在当时只是崭露头角，还不知能不能真正成为未来首相的42岁男人的内心。

这两个生于1960年代的男人的对谈结集而成的书籍《卡梅伦谈卡梅伦：与迪伦·琼斯的对话》（Cameron on Cameron: Conversations with Dylan Jones）在2009年成为大热书籍。今年初出版了平装本，现在借卡梅伦顺利当选英国首相的东风大卖。人们在卡梅伦上台之后更有兴趣来回头看看这位近200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一路如何走来，思想如何形成并表达出来的。

这本书分为十三章，是琼斯在2008年每隔几周和卡梅伦对谈一次的实录。琼斯称自己不是忠诚的保守党人，这本书也不是政党宣传文章，而是作为一个传媒人，去透视一位可能打破工党13年执政垄断的政坛新星的内心。在书中，卡梅伦从自己的童年谈起，一直延伸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乃至他对如何拯救风雨飘摇的英国经济的各项政策。最吸引人之处，还是他生活中的细节。

他谈起了很多孩子都会有的”兄长阴影”，他有一个长他三岁的哥哥。自小时起，他就觉得自己的行为无非是在复制哥哥的道路，他上小学了，他踢足球了，他吻女孩子了。他都一一照做，而是晚三年而已。这种阴影得到他考上了牛津大学才摆脱–他的哥哥去了布里斯托尔大学。卡梅伦到那时才觉得自己真正做出一些和哥哥不同的事情。

卡梅伦自小成长在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是英王威廉四世的直系后代，和当今伊丽莎白女王还有亲戚关系。小时候，他并没有培养起对政治的兴趣，他能记得自己对英阿马岛之战感兴趣，但有点迷惑。在那个时候，他还经常帮父亲开电视收看新闻，在1970年代末期，电视需要30秒的”热身”时间才能显示图像。卡梅伦认为这样的帮忙能让大人们觉得他长大了。

直到大学毕业时，他还不是很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咨询公司的会计职位，但他拒绝了。而记者梦也因被《经济学人》杂志拒绝而破灭了。他得到了保守党研究部门的职位。他的求职故事和他的政治密友，现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惊人相似。奥斯本当年被《金融时报》拒绝，也同样进入了保守党的研究部门。

那是1990年代初，保守党还是执政党。工作几年，卡梅伦获得了从政的初步经验。那时他27岁，年薪26000镑，属于中等收入，但想买一套房子，手头有点紧，又想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尽管他认为政治仍是自己的最爱。他到了薪水比政府部门高的媒体公司卡尔顿做公关方面的业务。入职前，他和老板约定，他过两年还要竞选议员。老板给了他一个薪水相对较低的职位。可惜在1997年的大选他失利了。四年后又一届大选，他干脆辞职，专心竞选，终于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回到了政治生涯中，并一路顺风顺水，四年后便成为保守党领袖，最终击败了布朗，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

虽然这样的奋斗故事算不上草根出身，白手起家，但仍然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普通白领的成长史。在一个开放社会，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多秘密，即使你贵为首相。而政治人物的凡人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也是他们的新砝码。

《卡梅伦谈卡梅伦：与迪伦·琼斯的对话》（Cameron on Cameron: Conversations with Dylan Jones）Fourth Estate 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阅读周刊 2010年7月4日。

非洲足球已成为世界足坛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片神秘大陆是如何为足球提供土壤和养分，打上何种文化烙印，一直没有被研究者和写作者太多触及。而足球又是如何在这些战乱频仍的国度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持，乃至构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社会学意义层面的足球研究也一直缺席。

就在南非世界杯开赛前，居住在肯尼亚的英国记者斯蒂夫·布鲁姆费尔德，出版了他在非洲行走13个国家，考察它们的足球社会而成的一本新书《联合非洲：足球如何诠释非洲》（Africa United: How Football Explains Africa)。这本书为以上的两个问题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答案。

布鲁姆费尔德是一名独立记者和专栏作家，他之前数年为英国《独立报》驻非洲记者，报道非洲政治。现在，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卫报》、《观察家》、《新闻周刊》等媒体供稿，在采访政治事件的同时，他对足球也深感兴趣，其独家的观察使他成了一个非洲足球社会学的专家。

在这本书里，布鲁姆费尔德记载了他贯穿非洲大陆的足球之旅，从开罗到开普敦，从阿比让到内罗毕，他采访了从球员到球迷，从政客到叛军首领，力图去发现足球在非洲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其中颇有些有趣的故事。

他发现英超球星在非洲已经成为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的话题，就像英国人爱谈论的天气一样。当他从肯尼亚到苏丹采访，在边境检查站受阻时，他的英国人身份居然使他顺利通过。“贝克汉姆是我的朋友，”边检士兵说，“欧文也是。”“呃……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布鲁姆费尔德就这么闯过重重封锁采访到常人难以联系上的叛军首领，社会各界。足球是足以打通任何壁垒的钥匙。

在科特迪瓦，这个国家因为可可和咖啡产业发达，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邻国移民前来务工。他们聚居在北部，以穆斯林教徒为主，与南部信奉天主教的政府军形成对峙。在这里，人种、宗教信仰都成为阻碍国家统一的因素。而德罗巴领衔的科特迪瓦国家队则成了唯一的共同语言。当南部出生的德罗巴在2009年建议将一场关键的世界杯预选赛安排在北方举行时，他赢得了北方人民的尊重，他们在那场比赛击败了布基纳法索，向南非迈进一大步。出生于北部，效力于巴塞罗那的亚亚·图雷和德罗巴并肩作战，在球队里，他们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队友。

足球在非洲也经常被政治化。改变世人对非洲足球形象的“雄狮”喀麦隆队，他们的英雄米拉大叔居然是被当时的总统比亚钦点选入队中的。而比亚也经常利用足球来转化国内矛盾。1992年10月11日，喀麦隆国内的反对派曾想发起一场罢工。但在之前一天，喀麦隆将对阵津巴布韦，如果获胜他们将进军美国世界杯。比亚适时宣布如球队获胜，全国放假一天庆祝。结果罢工被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埃及。尽管埃及经济问题丛生，但领导人经常用足球来振奋国民精神。当埃及队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输给阿尔及利亚而无缘决赛圈时，愤怒的埃及领导人和民众几乎要掀起一场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非洲足球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的俱乐部无力留住出众的球星，只能成为向欧洲的输血管。而这些在欧洲的非洲球星也在改变着欧洲社会。现在没有一支英超球队没有非洲球员的身影。从德罗巴到埃辛，到阿德巴约和卡努。这些非洲球员在丰富着欧洲的足球文化，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对非洲人的看法。而这无疑看作是非洲的一种文化价值输出。

这本值得一看的新书还有一个相关网站（http://www.africa-united.co.uk/）。它也是作者用来记录自己对非洲足球最新观察的博客。在南非世界杯期间他天天更新。读者不妨也可关注一下。

《联合非洲：足球如何诠释非洲》（Africa United: How Football Explains Africa) Canongate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0日阅读周刊

英格兰对阿尔及利亚比赛前几小时，我还在纽卡斯尔圣詹姆斯公园球场晃悠。刚从英冠升上英超的“喜鹊”一派喜气洋洋。可是最吸引我眼球的却还是一幅悬挂着的阿兰•希勒画像。这位憨厚的神射手退役后，谁来帮英格兰摧营拔寨呢？现在我们只能看着一脸中年大叔模样的希勒在BBC上穿着衬衣评球。

下午时分，纽卡斯尔的地标纪念碑旁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穿英格兰球衣的球迷，个个都蓄势待发准备杀向酒吧，看英格兰将如何收拾北非新军。我的行程本是在当天到米德尔斯堡中转，然后再奔向约克。可是这样会影响我看球。操着一颗像溺爱中国队一般的心，我一咬牙登上了从纽卡斯尔到约克的直达列车，并刚好在开赛前入住到约克的宾馆。米德尔斯堡就这样被我舍弃了，那可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时朝鲜队1比0击败意大利的福地啊。

到约克的时候，大街小巷的酒吧已经爆满。一贯支持英格兰的我，在此情此景更有一种将英格兰视为己出的感觉。可是比赛很快证明了看英格兰比赛需要承受和看中国足球一样的煎熬。球员们的脚法和中国球员差不多臭，停球基本功不好，传接球经常丢，战术打法又单一，没有太多办法。可是你又像爱自己孩子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英格兰人从意大利请来的“洋和尚”卡佩罗，赚着比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多40倍的年薪，达600万英镑之巨，他工作一个月就当首相忙乎三年半。如今英国政府削减财政开支预算，公务员减薪或下岗。卡佩罗的年薪是不是属于那些该被砍掉的预算之一？要知道为了预算达标，连关乎民众生命健康的新医院计划也在英格兰北部被砍掉了。而英格兰足总为防挖角，在世界杯前赶紧和卡佩罗续约到2012年，年薪有增无减。

小组赛两战两平，最后一场只有拿下斯洛文尼亚的华山一条路，到了考验卡大帅真功夫的时候了。英格兰的问题是个别位置人才重复，个别位置又人才奇缺。中场“双德”类型相近，都是有攻击力无组织力的勇夫，使用巴里能使攻守平衡一点，但是仍然无法打出有效组织。而奇缺的是左路人才，阿什利•科尔算是英格兰最好的左后卫，却没有左脚传中的本事，因为要同时兼容“双德”，又得把杰拉德安排到左路，他经常内切前插，使左路根本无法和右路形成两翼齐飞的平衡攻势。在过分单一地打右路之后，被寄予厚望的右前卫列侬和赖特•菲利普斯都无法打出水平，卡佩罗可能会后悔最后一刻放弃“小老虎”沃尔科特。前锋线赫斯基虽然能争下第一落点，但状态奇差的鲁尼往往无法掌握皮球，赫斯基自己过慢的速度更使进攻无法多样化。

英格兰的单一打法已经人尽皆知，要获胜只有出奇兵。最后一场，拯救英格兰的法门可能有二：一是派上一直雪藏的左脚将乔•科尔，打活左路，把杰拉德彻底突前取代赫斯基。另一个办法同样是上乔•科尔，但保留前场的高中锋设置，把表现平平的兰帕德拿下，杰拉德和巴里应该能够梳理好中场。

对阿尔及利亚一仗的唯一收获，是证明老将詹姆斯可以继续把门，却又损失了一个中卫卡拉格，需要由新人道森顶上。对斯洛文尼亚这种快速灵活的东欧球队，英格兰只有在力量压迫的前提下打出配合，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不然这支英格兰队将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笑话。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民众也将更加失落。新官上任英国的财政大臣奥斯本估计都在默默为英格兰祈祷，财政报表上的数字，就靠英格兰的下场比赛了。

看英格兰打美国的比赛时，我戴上了英格兰的白色围巾，给4岁的儿子套上了英格兰经典款的红色球衣。可惜他失望地发现英格兰穿的是白色带领球衣，像高尔夫球服，瞅了几眼没有多大兴趣，便想和邻家新加坡小女孩玩儿去。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杰拉德，4号杰拉德进球了。我赶紧说：“看，他是利物浦的队长，也是英格兰的队长，你不是有一顶利物浦的帽子吗？”

现在，他大概能明白世界上有很多队，但世界杯只是国家队参加的。一个球员有时可以在很多个队伍中踢，在巴黎的时候他拿着一件巴萨10号小球衣流连着，我告诉他这个叫梅西的球员也在阿根廷穿10号。

“10号是最厉害的。”他认真地说。

“那也不一定，像英格兰，以前是7号最厉害。”

他摸着自己身上红色球衣印着的7号，那是我带他在伦敦最大的体育用品店买球衣时印下的，他一直对此特有神圣感。“7号旋转球最厉害对吧，那他会踢高球吗？他会带球吗？他会大力射门吗？”他要把我每天和他练习踢球时说的术语都复述一遍。

“呃，以前的7号旋转球最厉害，可惜他受伤了。现在的7号速度很快……”无论是沃尔科特还是列侬，好像都配不上这个号码，让7号的神圣感降低了。但我不想打击他。

这一夜，以前的7号就坐在场下看球，现在的7号正在场上奔跑。可是英格兰没有赢球。

英格兰人对他们球队的感情是真挚热烈的，没有太多的做作，和平时虚与委蛇的绅士文化大为不同。街上的红十字旗越来越多了，有的汽车一插就是四面小旗，开起来迎风飘扬挺神气的，就连儿子学校门口的卖冰淇淋的流动汽车摊档都插上红十字旗来吸引小孩子。首相卡梅伦据说也在唐宁街10号挂了小旗，他是多年的阿斯顿维拉球迷。

大概这种过于真挚的情感给国家队员们造成了压力。过去20年来未进世界杯四强，多次倒在点球决战上都使他们精神脆弱。在一届被空前看好的世界杯上，他们像急吼吼的武夫，想一口吃掉对手。这样的心理状态，即使对手只是小兄弟美国，而且是英超一般球员组成的队伍，也让这些平时的英超精英们在急躁中失去了冷静，像一个急于重新证明自己的男人，富有斗志却易受打击。甚至连主帅意大利人卡佩罗也仿佛受到了传染。

他们直线条的头脑和斗志，让人想起这么一个无情的事实，英国人惯于做规则的制定者，却难以做最后的胜者。现代足球是英国人发明的，巴西人抢了风头；现代世界的规则是英国人设定的，美国人跑到了最前面。

但是这无损英国人对足球的热爱，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明天，儿子就要穿着红色7号到他们学校的球场参加训练课。这是他们学校组织的课程，各个年龄组都有，有些时候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还会派人来指导。学校有一个很漂亮的草皮球场，每天下午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总会看到小孩子在球场上飞奔的身影，他们都身穿自己支持球队的队服，有的还装备精良地戴上护腿板。通常这个时候，我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沙地里踢球，以及每天因为踢球晚归被老师家长责怪的情景。

平局收场的时候，网上一位美女球迷评论道：“其实我不是很理解那些认为喜欢英格兰队是追帅哥而来的人怎么想的，英格兰队大部分人都是带着苦大仇深的乡土气质，我觉得这种气质很可爱。”这句话正合我心。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2010年6月16日

于我而言，这是一届在白天看的世界杯。中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7点半那场踢了一半，伦敦的天还没黑。

这种白天看重大比赛的感觉并不让人熟悉，甚至有点时空错乱。身为一个中国球迷，我已经被锻炼到习惯在深夜两三点，爬起来看一场欧冠淘汰赛，或者是连篇累牍的世界杯和欧洲杯。

深夜看球的好处是专注，有一种圣洁的仪式感。试问现在能把你半夜三更拉起来的事情还有多少？你为了不吵醒家人，蹑手蹑脚爬起来，”打开电梯”，在黑暗里一个人就着一个调低了音量甚至完全沉默的电视机，专注地沐浴在一片电视荧光之中，那真是一种圣洁的光芒和朴素的情感。解说员们忽高忽低的声调，在低音效果下像深夜的呓语。进球时他们的高喊也像被压抑的高潮，别有一番风味。有时碰上唐蒙老师这种行吟诗人的解说，”伟大的德国战车在尤尔根•克林斯曼的带领下……”，那是在深夜堕入小溪的感觉，耳畔听得见流水的声音，是句子，也是时间。

深夜看球是一种孤独的仪式，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之后不能高呼，只能默默地挥拳，也不能打电话给狐朋狗友报喜。那种深沉的情感波澜汹涌，有时让你看完球都睡不着，不管明天还有多少约会。

到了英国，一切成了正常的时间。冬天的时候，我看着屋外天气突然昏暗，会想起离家不远处酋长体育场正在进行的英超。打开电视，果然阿森纳的球员们已经冒雪在比赛了。地铁里某一天傍晚突然人满为患，还有不少球迷戴着蓝围巾振臂高呼，那是因为切尔西又有一场夜场英超或者欧冠比赛。周日下午到超市购物回来，曼联已经打败了利物浦。这些原本在电视里遥远的戏，一下子成了身边同此凉热的场景。

英国和南非时差一小时，可以忽略不计。无时差看球或许令不少国内球迷艳羡，但其实也带来很多不便。因为除非你是完全空闲，不然它会和你白天的很多工作日程冲突。除了晚上的比赛，很多上班族2/3的比赛都看不到，只有人性化的公司会在办公室摆上一台电视。中午12点半那场，是很多上班族短暂的午餐时间。英国的午餐简单得一个三明治就可以打发，那丁点时间够不上看半场球。下午三点那场，公司还没下班，主妇们要出门接放学的小孩子。至于晚上7点半那场，按照伦敦的习惯，可能晚饭还没有开始。而和家人忙碌一天后相聚的晚餐时间，总被这场那场球破坏有点说不过去。相比起来，还是那种半夜万籁俱寂，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氛围自由。

世界杯已经成为一种感官上的时间记忆，它既以四年一度的频率成为衡量我们年龄的刻度，提供我们一个回望过去总结人事变迁的驻足点，又让我们的感官自动连结到深夜。唯一的例外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那时我在杭州，客串做一名体育编辑。每天的生活从中午开始，上班直接看比赛。夜场结束之后是最紧张的编版时间。那是一届怪诞的世界杯，给人以时差倒错的内分泌不协调感，大概是中国球迷第一次白天看世界杯集体感觉不协调。希望这次的世界杯，在中国球迷强大的气场作用下，协调顺畅。而也就让我再孤独地不协调一回吧。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2010年6月13日

这是自1962年智利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南半球举行的世界杯，也是48年来第一届在秋冬季节举行的世界杯。南非的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也就10度上下。想起16年前美国世界杯为了保证欧洲收视率而把比赛安排在40度高温的正午，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可是我觉得这天气对英格兰队有利。来了伦敦之后才知道，暖气到5月才停，而在这6月的时节，夜里还是要盖棉被的。中午出太阳的话，气温能有30度，可是下一阵雨，气温就降到10度左右了，夜里更低。我的哈萨克斯坦邻居最近搬家了，因为在中亚燥热之地长大的他们对伦敦这种湿冷天气不太适应。想来在上海6年的生活还是给我莫大锻炼的。

所以现在能明白英超为什么大多放在下午踢。因为那时阳光正耀眼，绿草更加如茵，转播效果更胜一筹。但比赛一结束，下午五点的时候，阴风慢慢就起来了。在英国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运动风衣以被不时之需，御寒或者防雨。英国球员也早已习惯在各种天气下比赛了。

同样，西甲安排在晚上也同样显得通情达理。下午太热，傍晚时分正好。注意，西班牙的傍晚其实是8点以后，一直到10点前。晚上10点才是他们正餐开始的时间。所以尽管中国球迷抱怨西甲总在下半夜，西班牙人也没法为一个虚拟的中国市场利益而改掉生活作息啊。

我宁愿相信天气对球员的发挥是有影响的。所以几支南半球的球队可能会取得好成绩。注意，这不包括大部分球员长年在欧洲踢球的巴西、阿根廷甚至澳大利亚等队。反而巴拉圭、智利乃至东道主南非都有一定的优势。再者就是像英格兰或者北欧这种在地球另一头与世界杯期间气候相近的国家球队。

话说回来，作为一个英迷我在本届世界杯前腰杆还是直了很多。倒不是说英格兰队实力增强多少。而是突然发现英迷比以前多了很多。这不，在新浪微博上披上英格兰旗的”脖友”人数一直稳居第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是4年前。我将之归功为近年来英超的持续繁荣带来的效应。

英格兰队一向被批评为粗糙足球的代表，向来受巴迷、阿迷、西迷、意迷等拉丁派群体瞧不起。另一方面，只有在广东长大的我这批球迷才有机会在英超还不叫英超的时候看英国足球，所以我们对英格兰感情笃厚。其他地区的球迷很多受中央台气候笼罩，基本都从意甲直播开始普及足球知识，成为意迷也无可厚非。再加上我国的文艺界人士的主流来自岭南以北，他们的偶像效应也颇具杀伤力，一个黄健翔就可以把几十万球迷感动成意迷了。而更多的名人是阿迷，君不见新浪微博上所谓的”球迷领袖排行榜”上，粉丝过十万的人物满眼一片蓝白两色，他们长久以来占据了舆论阵地对死对头英格兰队进行”围剿”，让支持英格兰的球迷甚至都有自感”反足球，反潮流”的惭愧了。想起近20年的世界杯观战经历，英格兰球迷现在能挤掉巴西、西班牙排行第二，不禁让人热泪纵横。

这也是另一种气候的转变。市场大的球队多少会受一点照顾的。只要普拉蒂尼的手不要太长，英格兰队还是有希望的。我对他们的预测，能进四强估计就会让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沸腾了，卡佩罗甚至可以授勋了。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6月11日“南非一梦” 专栏